我一直不赞成对作家称谓的细化，比如说，我经常被冠以军旅作家的称谓。大家都知道，文学即人学，军人首先是我们人群中的一分子，因为职业的不同，他们被称为军人。但别忘了，军人也是普通人。真正能称得上职业军人的，在我们部队的序列里应该说少之又少。人并不是因为穿上军装而就成为了军人，应该是骨子里的军人情结，才决定这个人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我在武行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对国人应该说是很熟悉的，在穿着军装的这些人中，有许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人，市民气或者农民气都太重了，正如知识分子的队伍里充斥着许多假冒和伪劣一样。我觉得是否是军人，首先看他的职业，更重要的是他的灵魂深处的内核。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电视剧播放到现在，仍有许多热心的人和我探讨军人的问题，以及军事题材作品的出路问题。这类题材的作品并不鲜见，为什么没有引起广泛的共鸣?众所周知，一个是创作者的艺术观念问题，另外还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艺术观念决定生活态度，也就是说，怎么去看待生活。也许我这两者解决得好一点，于是有了“父亲系列小说”，然后又有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电视剧。创作“父亲系列”小说的最初动因是觉得还生活以本来面目，替父辈们说些公道话，其实就这么简单。
说到这里，话题就回到了老康先生在《战旗如画》这部作品里提到的关于军人和人性的问题。早在《父亲进城》的发表，到《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播放，也有些人想到过类似的观点，就是对“石光荣”这样的人从根儿上的不认同，因为他剥夺了褚琴的真爱，强取豪夺地把褚琴据为己有。这是典型的男权主人，是毫无人性并可憎的，应该受到批判和谴责。
我非常理解这些善意的指责和评判，包括老康先生的观点。我也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我也想很人性化地去处理这样的艺术问题。但艺术并不等同于生活，稍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石光荣”式的婚姻，在我们的历史中曾真实地发生过，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部文艺作品的真实与否，就在于它是不是真正地尊重客观和历史。虚伪的作品是立不住脚的，“石光荣”们，包括《战旗如画》中的爷爷、父亲和“我”这三位男性的爱情观，以及他们和不同时期的三位女性建立起来的关系，都不能抛开历史的局限性。如果站在我们今天的高度，在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去关照生活的话，那么我们有许多的指责和不满。当我们成为了历史，我们的后人也有许多的不满和批评，这就是生活和历史。
在爱情的问题上，人性永远是自私的，爱情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爱情的终极结果是幸福，但更多的人总结幸福时，都在回忆这个过程，只有过程才是津津乐道的。在大千世界里，历朝历代上演了数不清、又疲乏不明的爱情故事，什么样是幸福的，什么样又是不幸的?个中滋味没人能说清楚，如果有个换算幸福的公式的话，那幸福又太简单了。
爷爷爱着小凤是一种幸福，小凤仍幻想着周家少爷也是一种幸福。生活不能重来，艺术也不能重来，如果爷爷没有通过暴力的手段把小凤据为己有，小凤仍和周少爷生活在一起，谁敢说小凤又是幸福的。周少爷说不定还会纳上三妻四妾的，新鲜的小凤在周少爷眼里也许不再滋润，甚至缺乏吸引力，而把自己的爱转移到别的女人身上，被冷落的小凤能说她幸福吗?现在毕竟有爷爷在坚定不移、海枯石烂地爱着她，虽然她不爱爷爷，但生活毕竟留给了她一份怀念的空间——周少爷。小凤的生活因此有了念想和盼头。世上的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这种得不到的虚幻过程中，真的得到了，又不幸福了。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人类不断进步的一剂兴奋剂。
生活的复杂造就了多彩的种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才是迷离的人生和现实，让我们每个人生活在其中，期待着又一个日子的来临。有观众看过《激情燃烧的岁月》后问我，假如褚琴没有和石光荣结合，而是和枫继续好下去，甚至结婚生子又会如何?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明白问这话的人都是善良的，如果就故事本身的话，那又是另外一部作品了。
还有就《战旗如画》，老康先生指出了作品中的“父亲”嗜血成性的看法，“父亲”不仅杀敌如麻，还杀死了自己的警卫员。关于军人，那个年代的军人，我们也要客观地去看待，“父亲”那一辈军人在革命前、或者革命期间，他们的动机并不纯洁，目标也不坚定。虽然一入伍，组织就教育他们，我们要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但对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来说，新中国和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如天方夜谭;即便对于今天的我们，共产主义仍然是摸不到、看不清的一个名词而已。我们现在的努力，更多的是关注自己身边的生活，为自己一个又一个短期的目标努力、奋斗着。
那一代没有很高觉悟的军人，在一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战斗面前，谁能不怕死?就是在今天，当我们面对生死时，我想百分之百的人都会选择生。临阵脱逃在任何一支部队的纪律里，都是死罪一条。一方要战胜另一方，一支部队的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父亲”不杀死临阵脱逃的警卫员，那么在下一次的战斗中还会有人用这样的办法脱逃。这样的队伍还会有战斗力吗?没有战斗力的结局，当然又是另一种结局了，比如国民党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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