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父亲”在那样的瞬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英明的，因为“父亲”是职业军人，他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用局部的一点残忍换来更多人的人性——胜利了，就保存了实力，那就是生;如果失败了，那就是死，死的就不是警卫员一个人了，有可能是当时“父亲”所率领的一个连队。这么比较起来，哪个更人性一些呢?不仅“父亲”那一代的军人如此，包括现在的军人，假如在战场上临阵脱逃，那也是死罪，指挥员有权就地处决。这是更大的人性。我对这样的军人不能不用出色来形容他们。军人的这份职业，就是为战争而设定的，任何一支军队都希望胜利，但真正在生与死面前却是无法选择的，只能战斗到底。
我理解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怀着巨大的人性情怀，站在历史的高度关注我们的社会和人性，我非常赞成。但有时考虑人性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军队是国家的暴力机器，为了国家的存亡和一场战役的胜利，不能用简单的人性去衡量一切。我们一直提倡和平，只有和平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我们的人性、人权，但和平遭到威胁时，我们只能先牺牲暂时的人性，用非人性的手段去消灭“敌人”，换取自己的胜利，然后才会有和平。
关于《战旗如画》这部小说引发的一些话题，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想辩白什么，好像听不得批评家的一点意见，只是在某些问题、观点上的一些商榷罢了。老康的意见代表了一批人的想法，文无定法，观念更是多种多样，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有序和健康。
再次感谢老师、学长对拙作的批评和指导。
第62章 激情年代从生活中走来
向读者宣泄情感
李：你最初的文学创作是诗歌和散文，后来为什么选择小说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
石：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过来的人，绝大部分都会受到舒婷和北岛的朦胧诗的影响。我最后选择写小说是因为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情感要向读者宣泄，如果仅仅靠诗歌去分句、分行说的话，读者完全不能体会出你想说的话。当我的思维不需要跳跃，需要很直接地把道理告诉读者的时候，就有了小说创作的冲动。
李：写诗的感觉像做音乐，写小说的感觉又是什么呢?
石：写小说不可能每句话、每个段落都斟字酌句，但首先得有个骨架和基础的东西，不容做作，完全是内心流淌出来的东西。对创作来说，各种文体你都应去尝试，最后选定最适合你的方式。
李：有的人在写小说的时候就为将来的影视剧本改编做准备，你是吗?
石：其实作家没有选择传媒的权力，事实上是影视创作来选择你。如果你天天做梦，想着自己的小说一定能改编成影视剧，那你的小说肯定写不好。现在的制片人开始注重文学品位，而市场也逼迫他们跟作家队伍联姻。好的小说注定了其影视剧的成功，好小说必定有好的人物形象，好的故事，好的对话。当文学纳入到影视当中，就会使故事更丰满，更戏剧化，有时比小说更好看。
李：因为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你做了一回“东方之子”，这种出名的速度只有通过与影视联姻才会出现，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石：莫言名声大噪，是通过电影《红高梁》。张艺谋的《活着》使余华名气更大。池莉所以被老百姓喜欢，电视剧《来来往往》起了很大的作用。莫言和池莉是在文学艺术方兴未艾的时候出名的，大家很容易记住这些作家，而现在，文学处于一种饱和状态，媒体又如此发达，大家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作家和小说。小说如果不是跟影视搭界的话，作家很难走出去。
李：新作《玫瑰绽放的年代》在宣传上说你在写女“石光荣”，是这样吗?
石：《玫瑰》是写母亲的，但是和“父亲系列”属于同类题材。要很概念化地说它讲述了一个女“石光荣”的家庭和成长、情感经历，这是广告的噱头。我在写“父亲系列”的时候就有种感觉，就是我忽略了那个年代母亲的形象，虽然我写了褚琴、秋英，但她们不是那个时代的母亲形象的代表。那个时代的母亲形象的代表是走在生活第一线的，是叱咤风云的女人，她们从贫困走向部队，从部队走向战争，战争之后又走向和平，由和平而走向家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说妇女是社会的半边天，其实也是我们家庭的半边天，我们情感的半边天。我想既然有了父亲这样的典型形象，希望我的笔下能把那个年代的母亲形象再塑造一下。
生活历练曲折人生
李：你作品里的生活味道特别浓，生活中琐碎的事情让你编织得别有味道。
石：这些其实都是源于生活。我7岁的时候，父母被打成右派去了新疆，他们把我寄养在吉林农村的亲戚家，一直到我16岁参军才离开农村。我想一个人的成长时期非常重要，在我意识形态形成的时候，我就是很平静地这么生活过来的，所以我的作品里注定了这种平民情感。
李：父亲在你的创作里占了很大成分，他对你的一生到底有多大影响?
石：当我二十多岁时，父亲已经从新疆回来，此时正是我在部队面临升学和提干的人生最关键的时刻，特别需要父亲的关照和帮忙。但是父亲没帮，就像《激情》里反映出来的，因而与父亲产生了重大隔膜。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于我的创作而言，其实这是最大的帮助。
52书库推荐浏览： 石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