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有人说，这部书揭开了神秘的部队大院生活，是一个“卖点”，你怎么看?
石：部队大院的生活，首先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既有我们大多数人司空见惯的一面，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部队军人的构成是五湖四海，操着各种口音的官话，各种省份的风土人情都集中在部队大院里，还比如它的管理——熄灯吹号，起床吹号，上班下班还是吹号。另外就是他们的职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又因为部队大院一切都是军事化管理，闲散人等是没有机会走进部队大院的;到处都有“军事重地闲人免进”等警示，这就造成了部队大院的神秘。对于任何人来讲，熟悉了就不再神秘了。只有真实地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部队大院中，你才能真正感受到部队大院和外界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时部队大院子女上学，都有专门的“八一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有专人来管理，基本上达到了半军事化管理。
赵：书中主要讲了4个青年人的爱情和命运，很抓人，你是怎样设置和再现人物情节的。这里面有没有作者的影子?
石：主人公的爱情命运，我没有刻意去设置，都是生活中来的。按年龄推算，我本人没有这些主人公大，但我清晰地感受到、听到、看到的是这样的命运和故事。我希望通过这4个主人公的命运，折射出那一代人共同的经历来。我努力地照顾到多层面，因为文学不是生活的实录，在创作时也感受到了文学的无奈，生活太丰富了!而文学的表述却是有限的，这是我对文学的遗憾。
这本书毕竟不是自传，但是4个主人公的身上都有我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我希望通过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传达一些我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判断。情节是虚构的，情感永远是真实的。
赵：我觉得你写的爱情非常注重人物心灵的感受，与现在注重感官享受的爱情小说相比，太“干净”了。你怎么看当下的爱情小说?你对爱情持什么态度?
石：当下流行的爱情小说我不爱读，因为我认为那样的爱情小说没有审美意识。写这些小说的作者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道德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上一代人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爱情观也发生了错位。爱情是很美好的事物，因此具有恶性循环。没有美了，便只剩下“性”了，太原始了，不是进步，而是退化了!
现在的爱情小说与以往的爱情小说相比，不是写法的不同，而是作家对爱情本身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据我所知，现在的年轻人并不都是像一些小说描写的那样，对待爱情方式的主流仍是古典的，只不过是一些创作者把边缘错位当成主流罢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之所以经典，大概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考验和磨难。
我的爱情观是古典的，相识，相近，相亲，然后才是相爱。爱情的滋味重要的是过程，没有了过程的爱情，还剩下什么呢?爱情是复杂的，是一门学问，它关乎到每一个人未来的生活质量。
第64章 别给我贴“红色激情”的标签
李：你的名字很有意思，江西有个地方叫石钟山，苏轼更是写过《石钟山记》。石钟山是笔名还是真名?取何意?
石：我是1964年生的，出生时我父亲刚好在南京出差，家里给他拍电报说生了个男孩，让给取个名字。南京被称为石头城，当地有好多地名比如街道都有“钟山”二字，父亲就说叫钟山吧，就这么简单。他没多少文化，更没读过苏轼的《石钟山记》
李：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特点，你的作品被打上“红色激情的标签”，你自己认可吗?想突破吗?
石：我认为这个标签不太准确，也不希望别人给我贴上这个标签。人们知道我更多的是根据电视剧，它的表现手法或内容上可能“红色激情”的感觉更强烈一些，这可能也与我的生活积淀有关。你知道，每个人骨子里都是有创作倾向性的。我不会为了热闹而刻意写某个题材，也不认为写作有过时之说，事实上我认为题材并不重要，那只是一个壳，关键是看你有没有真情实感。
其实我的一些作品如小说《母亲，活着真好》(被改成电视剧《母亲》播出)就是写小人物的，既不“红色”，也不“激情”。
李：你的作品好像不拍电视剧的很少?你认为自己是小说家还是作家?怎么看待小说创作与影视改编?
石：是，我的小说还是很受制片方的欢迎。但我仍是小说家，可是写小说的人往往把我划人影视圈，影视行当的人又把我当成是写小说的。
在我看，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就像孪生兄弟，影视离开文学不可能走到现在，比如张艺谋的《红高粱》不是得益于莫言的小说吗?许多国外大片也都是从文学母体中脱生而来，反过来没有影视作品，文学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火热。如今不可能有某部作品只靠获得了一两个文学奖就老少皆知，影视是最好的转换媒介，所以说二者没有高下之分。
我自己成名是因为有了电视剧，我一点也不否认。而有人认为作家“触电”是走下坡路了，其实不少这么说的人并非不想去“触电”，有人甚至主动给大导演当“枪手”，人家出思想，他来写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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