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冲这位德国老头苦笑了一下，他何尝不是这么想呢?而事情往往并不随他本人的意愿，常常顾此失彼。他的私人顾问端纳曾说他不了解中国的民众，看来，这位眼前的德国老头更不了解中国。此时，蒋介石的心里是苦涩的，为自己也为这位德国老头。
他告别冯·赛克特之后，在病房外默立了好一会儿。他在心里为这位德国老头祈祷，希望他能再多活一些时日。那时，他就在心里盘算着，要尽早把冯·赛克特送回国，他不希望这位德国老头死在中国，那样的话，蒋介石会觉得对不起他。结果是，冯·赛克特于1935年3月回国，刚到1936年春天就死了。
红军过了湘江之后，在油榨坪经过两天暂短的休整，然后继续西进，于12月10日占领湖南境内的通道县。此时，桂敌在红军侧后追击，何键的一部两个兵团赶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修筑工事，准备在红军与2、6军团会合的道路上决一死战。
自从红军离开苏区两个月来，连日的行军作战，战斗力大为削弱。红军出发时的8.6万余人，此时只剩下3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削弱。如果继续向湘西前进，必然要与五六倍于红军的敌人决战。
博古、李德仍在坚持与2、6军团会师的计划，理由仍是让部队有个“家”，可以生息的“家”。站稳脚跟后，与贺龙和萧克部队联手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地带重新创建苏区。
博古、李德这一想法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也是诱人的，但却是不切实际的。毛泽东就认为这个计划将有使红军全军覆灭的危险。前方的道路，要比部队渡过湘江还要艰难。
由于两种意见的严重分歧，迫使红军不得不暂时在通道县停下来，于12月12日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研究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
毛泽东提议放弃与2、6军团会合。以前多次较量，他太了解蒋介石的用兵之道了。与2、6军团会合，一个已被敌人熟知的战略意图，仍然不顾一切地去实施，无疑会遭到失败。
在红军尚没到通道以前，蒋介石已派重兵层层封锁红军与2、6军团会合的道路，并筑起了四道封锁线：
第1道封锁线：从新宁县起经七昨桥、窑上、豆子坪、唐家园、五里渡、城步县城、丹口、菁芜、通道、靖县、江口、东城场、牛埠至藏江。
第2道封锁线：从新宁县起，经江口、飞仙桥、马头桥、龙潭桥、石狮子、李家渡、五晨湾、铜鼓岭、城步县城、江口塘、十四铺、绥宁城、文昌阁、天重界、靖县、广平、牛角界至芷江。
第3道封锁线：自新宁县起，经飞仙桥、石门司、半山、江口、石山背、西岸市、山口、高坪、条溪、梅口、长铺子、河口、洪江至黔阳。
第4道封锁线：自新宁经安心关、武冈、旧心铺、药园、瓦屋堂、西坡、袁马、洪江至黔阳。
“追剿”总司令何键，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把分散的5路兵力编为两个大兵团。刘建绪为第1兵团总指挥，指挥1、3、5路的兵马及第19师55旅并补充4团;以薛岳为第2兵团总指挥，指挥原2、3两路部队。
广西军阀也组织了两个“追剿”队，以其15军军长夏威率两个师为第1“追剿”队，以其第7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为第2“追剿”队。
这次蒋介石共集结部队20余万人，摆在红军前面。红军要想强行突破蒋介石的封锁线的确是凶多吉少。
李德在会议上提出：目前我军是疲惫之师，很需要立足之地进行休整，现在红军经过湘江一战，势单力薄，与2、6军团会合拒敌，才能有希望。
毛泽东则提出与2、6军团会合困难重重，不如转道去贵州，然后再寻找机会，先避开敌人的锋芒。
有人又提议，干脆放弃与2、6军团会合，到川陕与4方面军去会师。
周恩来没有急于发言，他的头脑此时已清晰起来，目前这种处境，强行与2、6军团会合肯定不行，即便去会合，也只能绕道，甩开敌人的追堵。就是会合成功了，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蒋介石能甘心么?他仍然会调集几十万的兵力来“围剿”，一次不行，两次……这样能长久么?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很多人赞同，首先得到了王稼祥、洛甫的支持，就是周恩来言辞之间，也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提议。
也就是说，李德和博古坚持的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少数被多数否决了。
这对李德来说无疑是一次惨重的打击，他自己也深知自从湘江红军遭到惨败后，他的影响已日渐衰微了。他觉得此时，已经没有意义再争论下去了，他心灰意冷漠然地离开了会场。他这时的心情，多么像宁都会议时，毛泽东无可奈何离开会场的情形呀。
李德此时的痛苦又和毛泽东在宁都会议时的痛苦有不相同的地方。就身份而论，李德是个外国人，是红军的顾问，他没有必要在红军中争权夺利。红军失败也好，胜利也好，他总是个“外人”，总有一天会走的。他失落痛苦的是，他觉得自己的才智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而按照另一条截然相反的路线去执行，他心里承受不了这种打击。
李德自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比任何一个国际顾问都出色。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却忽视了，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一支陌生的军队。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吃透他周围的人，怎么能吃透一个国家和一支军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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