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用什么形式推出才是我们的卖点，和消费者情不自禁的买点?
后来，会议陷入了长长的沉默，灼热的烟雾弥漫在空调不敷应用的会议室里。
我绕过狭长的会议桌，走到长长的只有一面窗的走廊透气，从十四层的高楼俯视，看到阳光正以优美的波长，投射在春天的菩提树上，反射出一种娇嫩的生命之骚动，我便临时决定不再参加会议，下了楼，轻轻踩在红砖路上，听着欢跃欲歌的树叶长大的声音，细微几至不可听见。回头，正看到高楼会议室的灯光亮起，大家继续做着灵魂烧灼的游戏，那种燃烧使人处在半疯的状态，而结论却是必然的：没有人敢确定现代的消费者需要什么。
我也不敢确定，但我可以确定的是，现代人更需要诚恳的、关心的沟通，有情的、安定的讯息。就像如果我是春天这一排被局限在安全岛的菩提树，任何有情与温暖的注视，都将使我怀着感恩的心情。
生活在这样的都市里，我们都是菩提树，拥有的土地虽少，勉力抬头仍可看见广大的天空;我们虽有常在会议桌上被讨论的共相，可是我们每天每刻的美丽变化却不为人知。“一棵树需要什么呢?”园艺专家在电视上说：“阳光、空气，和水而已。还有一点点关心。”
活在都市的人也一样的吧!除了食物与工作，只是渴求着明澈的阳光，新鲜的空气，不被污染的水，以及一点点有良知的关心。
“会议的结果怎么样?”第二天我问一起开会的人。
“销售会议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结论，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现代都市人的共同想法。”
如果有人说：我是你们真正需要的!
那人不一定真正知道我们的需要。
有一次在仁爱国小的操场政见台上，连续听到五个人说：“我是你们真正需要的。”那样高亢的呼声带着喝彩与掌声如烟火在空中散放。我走出来，看见安和路上黑夜的榕树，感觉是那样的沉默、那样的矮小，忍不住问它说：“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是像那沉默的榕树一样渺小，最需要的是自在的活着，走路时不必担心亡命的来车，呼吸时能品到空气的香甜，搭公交车时不失去人的尊严，在深夜的黑巷中散步也能和陌生人微笑招呼，时常听到这个社会的良知正在觉醒，也就够了。
我更关心的不是我们需要什么，而是青年究竟需要什么?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难道没有一个清楚的理想，让我们在思索推论里知悉吗?
我们关心的都市新人种，他们耳朵罩着随身听，过大的衬衫放在裤外，即使好天他们也罩一件长到小腿的黑色神秘风衣。少女们则全身燃烧着颜色一样，黄绿色的发，红蓝色的衣服，黑白的鞋子，当她们打着拍子从我面前走过，就使我想起童话里跟随王子去解救公主的人物。
新人种的女孩，就像敦化南路圆环的花圃上，突然长出一株不可辨认的春花，它没有名字，色彩怪异，却开在时代的风里。男孩们则是忠孝东路刚刚修剪过的路树，又冒出了不规则的枝桠，轻轻地反抗着剪刀。
最流行的杂志上说，那彩色的太阳眼镜是“燃烧的气息”，那长短不一染成红色的头发是“不可忽视的风格之美”，那一只红一只绿的布鞋是“青春的两个眼睛”，那过于巨大不合身的衣服是“把世界的伤口包扎起来”，而那些新品种的都市人则被说成是“青春与时代的领航者”。
这些领航的大孩子，他们走在五线谱的音符上走在调色盘的颜料上走在电影院的广告牌上走在虚空的玫瑰花瓣上，他们连走路的姿势，都与我年轻的时代不同了。
我的青年时代，曾经跪下来嗅闻泥土的芳香，因为那芳香而落泪;曾经热烈争辩国族该走的方向，因为那方向而忧心难眠;曾经用生命的热血与抱负写下慷慨悲壮的诗歌，因为那诗歌燃起火把互相传递。曾经，曾经都已是昨日，而昨日是西风中凋零的碧树。
“你说你们那一代忧国忧民，有理想有抱负，我请问你，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一位西门町的少年这样问我。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拿这个问题问飘过的风，得不到任何回声;问路过的树，没有一棵摇曳;问满天的星，天空里有墨黑的答案，这是多么可惊的问题，我们这些自谓有理想有抱负忧国忧民的中年，只成为黄昏时稳重散步的都市人，那些不知道有明天而在街头热舞的少年，则是半跑半跳的都市人，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呢?
有一次，我在延吉街花市，从一位年老的花贩口里找到一些答案，他说：
“有些种子要做肥料，有些种子要做泥土，有一些种子是天生就要开美丽的花。”
农人用犁耙翻开土地，覆盖了地上生长多年的草，草很快地成为土地的一部分。然后，农人在地上撒一把新品种的玫瑰花种子，那种子抽芽发茎，开出最美的璀璨之花。可是没有一朵玫瑰花知道，它身上流着小草的忧伤之血，也没有一朵玫瑰记得，它的开放是小草舍身的结晶。
我们这一代没有做过什么大事，我们没有任何功勋给青年颂歌，就像曾经在风中生长，在地底怀着热血，在大水来时挺立，在干旱的冬季等待春天，在黑暗的野地里仰望明亮的天星，一株卑微的小草一样，这算什么功勋呢?土地上任何一株小草不都是这样活着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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