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逝世前一年，他的作品巧合的选择了一些流动的事物，比如飘摇的麦田，凌空而至的群鸥，旋转诡异的星空，阴郁曲折的树林与花园。在这些变化极大是作品中，他画下了安静温柔和谐的鸢尾花，使我们看见了画家那沉默的内在之一角。
梵高逝世100周年了，使我想起从前在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管参观的那一个午后，下起公园中那一片鸢尾花，想起他给弟弟的最后一句话：“在忧思中与你握别。”也想起他信中的两段感人的话：
一个人如果够勇敢的话，康复乃来自他内心的力量，来自他深刻忍受痛苦与死亡，来自他之抛弃个人意志和一己爱好。但这对我没有作用：我爱绘画，爱朋友和事物，爱一切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不自然的东西。
苦恼不该聚在我们的心头，犹如不该积在沼池一样。
对于像梵高这样的艺术家，他承受巨大的生命苦恼与挫折，却把痛苦化为欢歌的力量、明媚的颜色，来抚慰许多苦难的心灵，怪不得左拉要说他是“基督再世”了。
翻译《梵高传》和《梵高书简》的余光中，曾经说到他译《梵高传》时生了一场大病，但是“在一个元气淋漓的生命里，在那个生命的苦难中，我忘了自己小小的烦忧，是他大人之大愁，消自家之小愁。”
我读《梵高传》和《梵高书简》时数度掩卷长叹，当梵高说：“我强烈地感到人的情形仿佛如同麦子，若不被播到土里。等待萌芽，便会被磨碎制成面包!”诚然让我们感到生命有无限的悲情，但在悲情中有一种庄严之感!
不受人惑
有一位贫苦的人去向天神求救，天神指着眼前的一片麦田，对那个人说：
“那现在从麦田那边走过来，捡一粒你在田里捡到的最大的麦子，但是，不准回头，如果你捡到了，这整个的麦田就是你的了。”
那人听了心想：“这还不简单!”
于是从田间小路走过，最后他失败了，因为他一路上总是抛弃那粒较大的麦子。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象征了人的欲望永远不能满足，以及缺乏明确的判断力。如果用这个故事来看流行的观念，我们会发现在历史的道路上，每一时代都有当年的流行，当人在更换流行的时候，总以为是找到了更大的麦子，其实不然，走到最后就失去土地了。
流行正是如此，是一种“顺流而行”，是无法回头的。当人们走过一个渡口，要再绕回来可能就是三五十年的时间。像现在流行复古风，许多设计都是五十年代，离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再回首，青春已经不再。
我并不反对流行，但是我认为人的心里应该自有一片土地，并且不能渴求找到最大的麦子(既使找到最大的麦子又如何呢?最大的和最小的比较起来，只不过是差一截毫毛)，这样才能欣赏流行，不自外于流行，还有很好的自主性。
流行看起来有极强大的势力，却往往是由少数人所主导的，透过强大的传播，消费主义的诱惑，使人不自觉地跟随。
我常常对流行下定义：“流行，就是加个零。”如果我们在百货公司或名店看到一双皮鞋或一件衣服，拿起标价的时候以为多看了一个零，那无疑是正在流行的东西。那个多出来的零则是为流行付出的代价。过了“当季”、“当年”，新流行来的时候，商品打五折或三折，那个零就消失了。
因此，我特别崇仰那些以自己为流行的人，像摄影家郎静山，九十年来都穿长袍，没穿过别样的衣服;画家梁丹丰，五十年来都穿旗袍，发行人王效兰，三十年来都穿旗袍，他们不追逐流行，反而成为一种“正字标记”，不论形象和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有信心的人，有本质的人，流行是奈何不了他的;有的少女一年换了几十次头型，如果头脑里没有东西，换再多的头也不会美的。
流行贵在自主，有所选择，有所决断。我们也可以说：“有文化就有流行，没有文化就没有流行。”对个人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我们中国有一个寓言：
有一天，吕洞宾下凡。在路边遇见一个小孩子在哭泣，他问小孩子：为什么哭呢?小孩子就说：因为家贫，无力奉养母亲。我变个金块，让你拿回去换钱奉养母亲。吕洞宾被孩子的孝思感动，随手指着路边的大石头，石头立刻就变成了金块。当他把金块拿给孩子时，竟被拒绝了。为什么连金块你都不要呢?吕洞宾很诧异。孩子拉着吕洞宾的手指头说：我要这一支可以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这个寓言本来是象征人的贪心不足，如果我们站在流行的立场来看，小孩子的观念是正确的，我们宁可要点石成金的手指而不要金块，因为黄金有时而穷(如流行变换莫测)，金手指可以缘源不绝。
那么什么是流行的金手指呢?就是对文化的素养、对美学的主见、对自我的信心，以及知道生活品味的与品质并不建立在流行的依附上。
讲流行讲得最好的，没有胜过达摩祖师的。有人问他到震旦(中国)来做什么?他说：
来寻找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一个人如果有点石成金的手指，知道麦田里的麦子都差不多大，那么，再炫奇的流行也迷惑不了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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