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轩使用了“人民战争”这样的字眼，号召广大市民为破案献计献策，提供线索，并通报了犯罪分子的有关情况：“现场遗留的一具罪犯尸体，年龄为24-25岁，身高1.73米，体态适中，前数右上侧第三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上身穿烟色皮夹克，下身内穿一条黄色秋裤;另一名犯罪分子身高1.70米左右，圆脸，皮肤较白、眼睛中等，身着带领花的警式服装、戴一顶有帽徽的毡绒警帽。又一名犯罪分子男扮女装，头带假发套。”“对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给予人民币五万元以上的重奖。”
关于悬赏的额度，会议上曾经引起一阵小小的争执。坦率讲，公安经费十分有限、甚至可怜、全国警察平均每人每年只拨给人头费6800元，而实际支出至少在2万元以上。此次破案耗费的财力也很惊人，因此有人主张奖金以3万元为限。但另有些人反对，理由很简单：现在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公共汽车上眼看着别的乘客被强奸置若罔闻的都有，钱跟不上怎么行?现在的人就认钱，钱多了就等于警察多了，何愁不破案?有的甚至主张开到10万元，索性多花点，真正算起来也合适，早一天破案，节省多少钱?更何况社会效益远不是经济核算能衡量的。
对于唯金钱论的观点更多的同志表示反对，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是有正义感的，不会只为钱提供线索，当然也应该承认，现在社会风气有些问题，有些人顾虑多，适当地要给些奖励，那是少数人的问题。持前一种意见兵立刻问：“如果掌握线索的刚好是这种人怎么办?”这么问不是没有根据。在鹤岗发生的另一起大案中，3名犯罪分子凌晨推着一台抢劫到的“老爷车”在大路上走，东张西望，行迹可疑，恰遇见2名刑警，遭到盘查。其中1名犯罪分子突然开枪，当场打死1名刑警，打伤另1名刑警，抢劫到手枪2支，子弹数十发。又将受伤的刑警砸死，把两人的尸体拖拉20多米扔进“马葫芦”中，“老爷车”推到300米远的居民楼院内隐藏。又再次返回现场，在手电照明下用破衣服擦拭和掩埋现场血迹，捡走弹壳，然后逃走。
那是夏天，路旁的住宅区居民楼上都开着窗户，夜里睡觉不关。犯罪分子从开枪到破坏现场在楼下足足干了1个小时。居民楼上肯定有人被枪声惊醒和扒窗户看到一些过程。警方多次派人到各楼了解，反复做工作，言谈话语里猜到有的人知情，但就是挖不出东西来。谈到最后，知情人提到自己家庭困难，孩子连学费都交不起，只好辍学，民警才明白了，开始讲价钱，经过讨价还价，获得了目击者证词，为破案创造了条件。所以在悬赏问题上引起争执不是小题大作。10万是肯定拿不出来的，根据鹤岗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状况，5万元也许是个合适的数字。最后上报到市里，市委书记仲永祥、市长冯悦华亲自作了指示，同意由市里筹措这笔经费，争论才平息下来。事后证明，这5万元起了作用。
何局长在电视讲话里还严厉地告诫犯罪分子家属，要放下包袱，大义灭亲，主动到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讲明情况。已知情况拒不交出罪犯或为其提供钱财住所的，一经查出，将以包庇罪、窝藏罪追究法律责任。凡主动讲明情况，为侦破案件提供线索的，是以实际行动挽救已走向毁灭边缘的亲人，为破案立功。警方将按照规定给予严格保密，保护报案者的人身安全，同时奖励人民币五万元。
讲话的最后部分直接以犯罪分子为对象，正告他们必须主动投案自首：“你们在现场及逃跑时留下了大量的犯罪痕迹物证，这些痕迹物证为我们侦查此案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因此，我们说破获此案是必然的。”何局长重申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保证只要坦白自首，“一定按照国家法律，给予宽大处理。”这个电视讲话在黄金时间重复播放了3天。以“1.28”破案指挥部名义发出的《致全市人民一封公开信》和案件《通告》刊载在《鹤岗日报》和《鹤岗矿工报》上。
南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刘仲义认为，鹤岗有电视的人家并不普遍，看报的人更少，应该广泛张贴登有犯罪分子特征的《通告》，贴在醒目的位置。根据他的建议，《通告》加印了10万余份发放全市各个地区。南山地区投放了4.5万份，几乎家家门前都贴有1张。在公开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新的一轮更大规模的摸排查工作开始了。
所谓摸排查，按地区划分。分局负责大的区划，又分出小的区划交由派出所负责。各级机关干部，包括市局党办、行政办、财务室、医务室的干部，不分男女一律充实到基层参加工作，案件不破不得回家。
摸排查按委分，大体上两个人负责调查一个居民委员会范围的住户，大委有3个人负责的。一个委大约有十几个组，每个组大约有二三十户人家。必须一户一户地走。摸查对象基本根据《通告》上指明的特征确定，主要指18-35的男子，1.70米以上身高，再附加一些其它条件，如有假发的、有黑枪的、有相似服装的、参加流氓团伙的、会开车的、突然出走的等等。
调查有关对象必须面见本人，还要做好解释工作，消除某些群众的反感。有关情况不能只听本人说，要交叉询问，向左邻右舍了解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这样搞一轮大概要7天时间。任务之繁琐，耗费人力之多令人吃惊。也许更令国外同行吃惊。即使在公安部门内部，也有不少人对这种方式感到厌倦，认为并不起大的作用。很明显，往往是真正关系重大的事群众不敢说。但截至目前，还离不开这种方式，总是要尽一切努力扩大信息源，获取有用的信息，你很难说哪种信息绝对无用。警察的素质各有不同，这一点闫自忠最担心。犯罪形势变了，犯罪分子的素质不断提高，手法日益狡猾，相对地、警察队伍的一般素质却提高得没有这般快。有的警察不适应新形势，仍习惯于过去一套作法;有的不敬业，不甘清贫，不安于本职工作或把心思用到职外“创收”上去，谈不上钻研业务。这个反差是承受不起的。凡闫自忠经手的案子，90年代以来，他想不出有哪一起未因个别警察不称职而放过犯罪分子的，即便最后破案。在摸查撒下去这样多的警察，难免有人失职，若放到重要位置，可能使全局功亏一篑。使绝大部分民警的工作劳而无功。何局长也颇有同感。在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他的纪律、这次要求各级领导直至普通警察层层立下军令状：哪个地方摸漏了领导负责，谁摸漏了扒谁的装!当警察的，苦滋味最在这种时候。真要扒谁的装，闫自忠也是于心不忍。在密山当公安局长的时候，一位老警察因为摸漏了一家“锁头户”挨了大过处分。他来找闫自忠说情时眼泪都下来了，因为他马上就要退休，实在不愿意干了一辈子背个处分离开警察队伍。闫自忠心里也很难过，又不能松口，那种滋味也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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