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鹤岗的案子不是孤立的，进入90年代来，全国发生的特重大案件不断呈上升趋势。而黑龙江省杀人案件发案绝对数一直排在全国第一、二位。有人把东北的犯罪分子称为“东北虎”，黑龙江的“东北虎”更是心恨手毒，作案残忍。自然，黑龙江的警察见过的阵势也多，独有一套路数。以至于本省的凶犯到外地作案，外省的公安局特邀黑省的刑警去协助捕获。有时，本省罪犯在外地被擒，只为押解回省一道程序，就有专门请黑省刑警辛苦一趟的。黑省于1991年发生贾文革杀人集团案，1992年发生韩利系列杀人案，1993年发生秦东明流窜杀人案、侯凯系列杀人案、1994年发生张四维、王成岩系列杀人案。这些案子，有的是一个集团杀人最多的、有的是一个犯罪分子杀人最多的，构成了当年全国杀人案件之最。这些案件均被破获，然而并没有阻止住犯罪潮头的推进，不能不使黑省警方感到为难。今天的警察，首先指刑事警察，早不是那么好当的了。
1995年刚刚伊始，就发生了鹤岗“1?28”特大杀人抢劫案件，到任20天的黑省公安厅厅长徐衍东立刻感到这个下马威来得实在凶猛。凭着对各地犯罪形势的大致了解，他不难估计到，黑龙江又要出现全国之“最”，此案将成为本年度一次杀人最多的一起，而且杀的都是保干和经警。家里刚刚坐下几位贺岁的客人，身兼省长助理的徐厅长顾不上多解释，就匆匆告辞离去。客人们望着他花白的鬓角和略显吃力的穿衣动作，都站起来尊敬地目送他出门。到公安厅长家拜访，任何时候都可能不合时宜。与此同时，公安厅副厅长张昕枫的专车也正疾速向省政府附近的省厅大楼驶去。
这座外表上看去异常坚固的水泥建筑坐落在中山路与和平路交界处，在环岛一侧与省府大楼遥遥相对，两座楼像两座城堡扼守着交通要道。它与省府大楼同时落成，楼顶上显著的“1956”字样使行人们牢牢记住它诞生的时间。还在那个年代，公安厅的造型和位置就象征了它在社会中的地位。
指挥中心设在省厅大楼顶层，再往上，平台上矗立着巨大的塔形天线，与省内外以至中央保持着24小时的通讯联系。塔顶的红灯在夜空中熠熠发光。“指挥中心”日夜有人值班，主要为及时应对省内各地突发的重要案件而设。这种机构建立于1984年，那一年也是元月份，鹤岗市发生了民警刘和被杀枪支被抢的恶性案件。这种案子当时在全国属罕见，因此省厅对鹤岗印象尤深。在指挥中心，公安厅长与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紧急会晤，两人几乎不必交换意见就当即决定：此案非破不可，无论花费多大代价。接着便转为研究具体部署。两人脸上毫无笑容。这个决定只有局内人才晓得它的份量。但凡杀人案件，没有不说一定要尽快破获的，而实际上谁敢说有绝对把握?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有些案件过多少年后才破，有些案件要等待罪犯再次暴露才破，还有些案件成为永远
的秘密。换句话说，倘若全国发生的此类案件有一半迅速破获，那么社会治安状况便远不是目前的形势。
而鹤岗之案却在必破之列。1984年鹤岗刘和案件发生时，张昕枫副厅长曾初次提出了“暴力案件”的概念，以后这个名词通行全国。事隔整整11年，鹤岗的案件明显升级了，“1.28”完全是打了一仗，三四个荷枪实弹的团伙成员公开与设有重兵把守的保卫机构交火，为抢夺一笔钱财，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的战斗。此案不破，还要发展到什么地步?所谓必破，首先意味着动用大量人力、财力。由徐、张厅长口述，秘书记下了哈尔滨发出的第一道特急命令。命令鹤岗市毗邻地区及农垦、铁路系统公安机关也立即对主要交通要道和重点部位设卡堵截。并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紧急协查通报，要求做好查控工作。命令鹤岗市公安局严格保护现场，等候厅里派出的工作组到达后共同勘查。命令省厅刑侦处正处级协理员黄尉福、刑事技术处副处长王克立、刑侦处大案科科长郝滨成等组成省厅第一工作组，当即出发前往鹤岗。最后，两位厅长也给自己下了命令，即亲自坐镇指挥中心，随时了解破案进程、遥控指挥。这就可以看出公安部门和其它部门的区别。地方上一旦发生特大案件，省厅将直接派人介入。厅里一般集中有最优秀、最富于破案经验的刑侦和技侦等专门人材，也配备有最先进的技术检验设备。敢于做大案的犯罪分子，实际上是要直接面对全省最精锐的公安力量。
北京的反应也是强烈的，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挂来电话指示;请黑龙江公安机关务必加强指挥领导和破案力量，尽快破案。特别是不要让枪支流入海外。一月二十九日十六时二十分
省委书记岳歧峰批示：请组织强力，尽快抓到罪犯。
一月二十九日二十二时
代省长田凤山表态说：要高度重视。持枪逃跑、威胁太大，又值春节，公安厅要投精兵强将，从速破案。并查清原因，吸取教训。一月二十九日
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马国良也发出指示：望组织警力，千方百计抓捕逃犯。这种在省里和中央挂了号的案子，破案速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1月28日夜22时50分，距发案仅3个多小时，两辆4500吉普车载着省厅工作组一行10人向400多公里外的鹤岗市驶去。徐厅长和张副厅长亲自送他们上车，嘱以重托，同时也深怀歉意。“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句话在这里用说不好适当不适当。过一个多小时就是除夕，连夜把他们从一年中最温馨的生活氛围中拉扯出来，要他们冷瑟瑟地缩在一辆四轮车里到冰天雪地上去赶路，实是不忍。破了案还好说，破不了案，没人好意思提起这份辛苦。正处级协理员黄尉福50多岁了，近十年过了七个春节。徐厅长安慰他：“老黄，先去吧。等几天让自忠换你。”“没关系，我没问题。”黄协理边说边往车里钻。现在他挂念的不是家里少了他这个长辈就少了大团圆的气氛，而是这次出马能不能凯旋而归。正是腊月里最冷的天气，零下30多度，一路上都是雪。车里人的哈气碰到窗玻璃上立刻结成厚厚的雾气，风档始终开着，一遍又一遍地刮着玻璃。车里的人说了一会话，都沉默下来，各想各的心思。大案科科长郝滨成43岁，属于“老三届”，下过乡，以后借调到公安系统的一个工程上做劳工。他长得虎背熊腰，典型东北人的身板，什么苦都能吃，就被留在公安，一干干了二十年。相比起其他知青，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也热爱这行。刑侦工作不枯燥，总有新的情况出现，从发案到破案，充满悬念，像猜谜一样，这使他感到满足。但干刑侦毕竟伤身体，生活无规律，平均寿命比一般人短，这些就顾不得子。作为大案科科长，每破一个大案就伙同部下狂饮一场，接着就是下一个大案，总有大案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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