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门初开，士人们普遍怀有陌生感所带来的焦虑。而杰出的士人，在焦虑中前行，杀开一条满是荆棘的道路。鲁迅能受西方文化的大力牵引，与他的“国学”功底是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后面细谈。
把握“鲁迅之为鲁迅”，须抓住纲，纲举才能目张。
鲁迅想事情，一旦想明白了，便立刻去做。这里的所谓“想”，可能只有几分钟。这大约就是西哲所推崇的“瞬间决断”。这倒不是说几分钟才是瞬间，有时候，几年也可能成为历史瞬间。
许寿裳劝鲁迅说：你学医不是学得好好的吗?为何放弃?
鲁迅回答：中国的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
放弃医学的理由真是充足。
鲁迅去找老师，陈述这退学的理由，藤野先生一听就明白了，虽然他很爱这唯一的中国弟子，却未多劝。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用毛笔默默写下两个汉字：惜别。
鲁迅接过先生的照片。后来一直把藤野的照片挂在墙上。当他工作累了，想偷懒了，望望照片，又开始伏案工作。
今日日本东南部的繁华大都市仙台，有鲁迅先生的纪念碑、藤野先生的纪念碑……
1906年的夏天鲁迅回到东京，生活仍然艰苦。吃得很差，想得很多。这杰出的大脑几乎昼夜不息地运转。“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在精通了日语之后，他又学俄语、德语，如饥似渴地阅读俄国、德国的文学和哲学经典。
精神界之战士，蓄势待发。
在今天看，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了英国、美国。
鲁迅一生全神贯注于社会批判、文明批判，而康德在十九世纪已经有“四大批判”之一的《批判力批判》。针对批判力的批判，中国的晚清士们人可能还不知所云。
毛泽东曾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
鲁迅的奋起，乃是瞄准文化的落差。他跃入西方文化，贪婪地呼吸着异质性的空气，并返身打量中国的传统文化，“看见了”传统文化——它的精髓和它的蔽端。
他能对同质性的东西作陌生化处理。
这也包括他将要展开的汉语艺术。他的小说，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几乎一篇一个风格，其艺术蜕变的能力令许多人惊讶。他不刻意追求形式，反而获得了“有意味的形式”……
鲁迅审视中国，盖因他汲取了中西精英文化的力量。
唯有精英文化，方能使人洞察历史与当下。
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芦苇……
从南京到东京，前后十一年，鲁迅给人的印象，是每一分钟都在紧张地思考。学习，思考，再学习，再思考。吃穿住他好像全不在乎，包括谈恋爱。精神的飞升伴随着身体的“下沉”。
而这种类型的伟人大哲，近代西方常见。想想斯宾若莎、马克思、康德、尼采吧。
这倒不是说，伟人哲人们不食人间烟火。
人生太短促。鲁迅名言：要赶紧做。
他在东京张罗着办《新生》杂志;用“精奥的古字”翻译《域外小说集》。一边要新生，另一边却用古字，这饶有深意。
“弗失固有之血脉”，知，然后行。
鲁迅做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在当时是名声显赫的革命家，做过清廷监狱，出狱后把他的讲坛论坛搬到日本东京，与改良派、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康有为等展开激烈论战。
鲁迅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
太炎先生席地而坐，挥舞着手臂，绘声绘色讲汉字，往往几个小时一晃而过。听讲的学生环坐于矮桌旁，上厕所都要抓紧时间，生怕漏听精彩之处。有一位钱玄同，听得忘形，每次上课都眉飞色舞，身子不觉前移，移至先生跟前。师生讨论，数钱玄同的话最多。鲁迅对钱玄同小有不满，给他取个绰号“爬来爬去”。
后来，钱玄同做了古文字学家。
二十年代钱玄同提倡复古，鲁迅写文章批评他。
鲁迅写《太炎先生二三事》，对作为儒学大师的章太炎也有微饲，不过，这篇文章的基调是亲切的，怀念的。
鲁迅办《新生》杂志，狂读西方经典，同时聆听着章太炎。视野开阔的思想家文学家在酝酿中。无与伦比的汉语艺术在锤炼中。而鲁迅的这一层曾经受到遮蔽。
战斗的鲁迅之所以能够战斗，其文化视野乃是决定性的因素。
他的同乡徐锡麟刺杀清廷大员恩铭，举国震惊。革命以各种形式进行着，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徐锡麟被处死、开膛，心肝肺做了恩铭亲兵的下酒菜。清王朝垂死挣扎，疯狂反扑。不久，鲁迅的另一位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也在她的故乡绍兴死于清廷刽子手的屠刀下。
秋瑾生前，随身带着一把短刀。
鲁迅也有一把短刀，那是在仙台的时候一个日本朋友送的。
夜里他看刀，并比划着。
他并不是一名刺客。这是一把灵魂的手术刀。
鲁迅看刀，看来看去，“看”出日后的投枪匕首式的杂文。
郁达夫说，鲁迅的杂文“能以寸刀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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