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仰望鲁迅的伟大，但这些“小”的地方，也常会使我感到鲁迅可亲、可爱，以至有时兀自哑然失笑。
艾玛去逛世博会
一百多年前，艾玛跟着情人去逛世博会。
艾玛，她在中国众所周知的名字是包法利夫人。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先生于1857年出版他的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其中就加进了1855年巴黎世博会场景——当然是经过艺术变形的——小说中叫做农业展览会，那也是人头攒动，场面热闹，彩旗飘扬，旗子上面写着“商业”、“农业”、“工业”、“艺术”(这正是那年巴黎世博会主题)，州议员激情演说，什么“到处的商业一片繁荣，艺术一片繁荣……到处的新交通路线……我们巨大的生产中心又恢复了活力……我们的港口货源不断，我们的信心得到恢复……”
就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一再写到火车，火车站，福楼拜也是赶时髦——世博与火车都是新事物，在没有电视、网络的时代，新事物还是靠作家的一支笔来描绘、传播。而小说中加进这些时髦的物事，该也是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噱头吧。
中国最早接触世博会的人都是时代潮头上的人物，像梁启超、张元济等等，他们放洋海外，见多识广，都曾表达过中国应当参与到世博会中去的强烈愿望。而1925年巴黎世博会上中国的缺席，也使几位中国留学生大受刺激。这几位日后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徐悲鸿、蒋碧薇、张道藩、谢寿康、常玉、邵洵美、刘纪文等。这帮年轻人以学美术的居多，对于这一届以装饰艺术及现代工艺博览新风尚为主题的世博会，他们自然感兴趣。还没进大门，就被吸引了，悲鸿和道藩赞美大门上的图案有东方情调，碧薇说可以绣成花边滚在袖口上。邵洵美喜欢一家香水铺，翠绿的门面如光洁的宝石，中间嵌着几个细长的黑体字母，芬芳幽雅。每个建筑代表了各国的风格，不用挂国旗就猜得出来。他们一一看过去，始终找不到中国馆。邵洵美在日后所写的文章中写道：
这事情本来并不出乎我们意料，可是我们都表示一种诧异而又气愤的样子。
“粉白墙壁，乌黑大门，也不会有什么好看。”我不得不想一句话来改换一些空气，但是老谢却很严重地责备我说：
“这一点你不明白了。我们中国艺术的高贵便在这上面。你以为它单调，可是单调到了艺术的境界便变成最可佩服的拙朴了……这是现代艺术的精神。看前世的艺术，复杂到了奢侈，华丽到了鄙俗，正像一只苹果，太熟了会有一种腐味，带生些咬上去便有一股清香。艺术也是这样，所以原始艺术，经过了这许多年代，总不惹人厌烦。中国建筑的线条形式千百年来一成不变，自有它不朽的价值。”
大家议论时，张道藩却不声不响地在他的一本小手册里画好了中国馆的图样——那是一所宫殿式建筑，楼层加增，窗户减少却又放大了，粗看像宝塔，每一处都实用，连小剧场都完备。徐悲鸿用了艺术家的眼光批评指导，手指到哪儿，张道藩的笔就跟到哪儿修改，最后，光影、透视都很艺术了，还添上了个执柄团扇的古装美女，结果大家一看，这张图却同万寿山上的建筑似的了。原来他俩商量的不是建筑而是绘画。蒋碧薇嗔怪徐悲鸿：“真是缺德，跑到此地来画画。我们还是去看看有没有旁的有趣的东西吧。”于是一行人跟着惯于发号施令的徐太太继续逛世博。当然也看人，看美女。据常玉观察，英国女人走路是用脚走的，美国女人是用腿走的，真正的巴黎女人是用下身走的，有一种特殊的丰韵。大家一阵嬉笑。
青春、艺术、友谊、理想、爱国情怀，这是许多年后他们回忆中的他们的世博。日后他们各有自己的人生路，大画家徐悲鸿是新中国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人物，但与蒋碧薇离婚;蒋后来嫁张道藩;而张道藩作为蒋介石信任的国民党中宣部长，在抗战中乃至去台湾后，始终与中共对着干，又一直干不过;谢寿康有“东方莎士比亚”之誉，民国时当过中央文学院院长，后又是驻外大使;常玉是旅法知名画家;刘纪文当时就是受广东国民政府指派去考察市政的，后来当了南京特别市市长，要搞市政修马路，还不忘找邵洵美去给他当秘书长;作为办洋务的盛宣怀的子孙，邵洵美却不喜欢当官管事，加之政局不稳，去了三个月，就辞了工作，回家写诗、玩文学去了，后虽被鲁迅骂，但在诗歌、翻译、出版均有成绩。
解放后，中国参加世博会，美术家张仃多次担任中国馆的总设计。在最近一期《新文学史料》中有邢小群女士采写的张仃夫人访谈录，其中就谈到1956年巴黎世博会。那一回，张仃表现的是丝绸大国的主题。他设计了像瀑布一般流泻的丝绸展览。展台用木方格窗和驴皮影作装饰，他将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放大，用全黑的人造大理石作背景。《捣练图》表现的是丝绸制作过程，其中有很多雍容华贵的妇女，张仃用金线勾勒画中的人物与织物的线条。结果领导们一审就炸了锅，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共产党中国应该以红色为主调，红色代表革命。但张仃坚持不改，最后请示周总理才通过。中国馆轰动巴黎，人流如潮，旁边的美国馆倒显得冷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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