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
他有一篇小说，讲的是扬州大盐商宴请新上任的盐务道铁大人。这铁大人已经吃了几天满汉全席了，只想喝碗稀粥，就一碟香油拌疙瘩丝。盐商赶紧按大人的意思安排。扬州请客的规矩，菜单先请客人过目。凉碟是金华竹叶腿，宁波瓦楞明蚶，黑龙江熏鹿脯，四川叙府糟蛋，兴化醉蛏鼻，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糟鹌鹑，糟鸭舌，高邮双黄蛋，界首茶干拌荠菜，凉拌枸杞头……热菜也只是蟹白烧乌青菜，鲫鱼脑烩豆腐，甲鱼只用裙边，鲫(鱼季)花鱼不用整条，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炒芙蓉鸡片塞牙，用大兴安岭活捕来的飞龙剁泥、鸽蛋清。头菜不用翅唇参燕，清炖杨妃乳——新从江阴运到的河豚。铁大人听说有河豚，就要吃炒蒌蒿——诗云“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嘛。“有有有!”炒菜也极素净，素炒蒌蒿薹，素炒金花菜……素炒凤尾——只有三片叶子的嫩莴苣……铁大人满意地说：“这样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他还请陪吃的扬州一文人过目，那文人说：“一箪食，一瓢饮，一介寒士，无可无不可”。——见识了汪曾祺的讽刺，也辛辣，也谐谑。他还不过瘾，接着写那文人——尝了尝这一桌“非时非地清淡而名贵的菜肴”，想起他一直较着劲儿的另一文人袁枚袁子才的《随园食单》，“把几味家常鱼肉说得天花乱坠，真是寒乞相，嘴角不禁浮起一丝冷笑”。
汪曾祺是美食家。不是饕餮之徒。他在小说里、散文里写吃食，不油腻，不带馋相儿;也不奢靡，很平民化，简净雅洁。这是个态度或者说是个品位问题。他写过扬州的干丝，翡翠烧卖，加蟹包子，也写云南的气锅鸡，玉麦粑粑，椒盐饼子西洋糕。经他的笔布摆出的种种美食，没有了烟火气，直接进入了审美境界。在一篇小说中，他写一个卖果子的，应季卖时鲜——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红玛瑙、白玛瑙般的樱桃。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买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山药(粗如小儿臂)、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见了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这篇小说的题目是《鉴赏家》。
美食家遇到灾荒年份，是在1959年。那篇小说题为《荷兰奶牛肉》。农科所的工人对那头进口的荷兰奶牛很生气——因为牛吃得足，人吃不饱。铁路两旁的榆树干都被剥光了，榆树皮磨粉可以吃。总务和食堂大师傅创制出十几样粗粮细做的点心：谷糠做的桃苏，苹果树叶子磨碎了加白面做的“京八件”。几位技术员把日常研究工作都停了，集中精力鼓捣小球菌、人造肉。人们吃苹果，吃萝卜，吃大葱——大葱搁在炉盘上，翻几个个儿，就熟了。熟了的大葱很甜。但是都不解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得吃肉。肉，哪儿有?食堂连炒菜也由“下搭油”(油煸锅)改为“上搭油”(白水煮白菜，菜熟了舀一勺猪油浇在上面)。必须吃肉。有一天，奇怪的事发生了。那头价钱不菲的荷兰奶牛自己走出了栅栏，溜溜达达到了火车站，恰好一辆列车进站，牛就从月台上跳下去了。据查，这次事故是奶牛自找的，谁也没有责任。那晚仿佛是个节日，人们吃着肉了。那肉非常好吃，细，嫩，鲜，香。“他们不猜拳，也不说笑，只是埋着头，努力地吃着。”
那头荷兰奶牛像一个圣徒。
据说，汪曾祺晚年很乐于下厨房，露一手，像他写的《沙家浜》里的唱词儿那样，“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文人雅集，事后也有人写文章记叙尝到的滋味。看到过，有印象。
鲁迅这尊神
鲁迅在中国文坛上千古第一人的崇高地位，归根结底是由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奠定的，并不是某团体、某政党、某些人吹捧起来的。在他生前，他对于青年、对于知识阶层的巨大影响，已经是superstar级，粉丝甚众。当他去世，那遍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知名与无名的人们所汇成的送葬的洪流、那覆盖在他的遗体之上的“民族魂”的旗帜，已然是所谓盖棺论定的明证。不过，另一方面，对于鲁迅的深度景仰而引发的偶像崇拜、神化鲁迅的情形，对于偶像的各种阐释与利用的情形，也都始终存在。
在许多篇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中，比较而言，男性回忆偏于民族、国家视角的意义阐释，女性的回忆往往较少意识形态宏大叙事而注重细节，更能让我们了解鲁迅的生活常态。但另一方面，女性回忆者也会情不自禁地记录着鲁迅于日常生活中随时流露的点滴“神迹”。读萧红写的那篇情感浓郁而又自我抑制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感觉上像是一位修女在缅怀她追随、爱戴的神甫。而证之以她与聂绀弩在西安那次闲聊，她形容鲁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这是她对于鲁迅非凡的战斗力的一次神乎其神的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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