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家对世间万物皆有情，体察得细致。汪曾祺就如此。他写早春的诗，有这样的句子：“远树绿色的呼吸”。他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改造，心情自然不会好。即便这样，也不曾完全磨灭他的生活情致。他给果树喷波尔多液，这活儿细致，喷少了起不到防病害作用，喷多了叶子挂不住到处流，而且叶子背面也要喷到。汪曾祺细致，也耐烦——这是他老师沈从文夸奖人时爱用的一个标准——于是他成为农场里喷波尔多液的能手。他下放的单位有个马铃薯研究站，集中了全国各地百来种马铃薯品种。“右派”摘帽后，他的工作任务一度就是画马铃薯。喜欢画画的他兴致很高，坐长途汽车进城买纸、笔和颜料，每天蹚着露水，到田里摘几丛开花的马铃薯植株，对着描画。他有诗给朋友叙述这时的生活，其中有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画了花，画叶，画薯块，还切开画剖面，画完了顺手扔到火堆里烤烤吃掉。他很得意——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人，除了他，全国盖无第二人。而他也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的“巨著”。此外，农场演戏，他帮忙化妆，把几个跑旱船的女职工打扮得如花似玉的，轰动一方。他还用土农药在宣传牌上粘贴出“松鹤图”，古色古香的，引得附近美专老师领着学生来观摩……他总是能够发现生活中的乐趣。
沈从文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两人很对脾性。以前看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叙事抒情之后，写他住所窗外婉转的鸟鸣，而最后一句是：杜鹃还没有开口。惊艳!任什么美人也会被打动。他爱自然，他笔下的边城、长河，他的湘西。人，进入社会以后不应该忘了自然。写作外，沈从文迷恋文物。他搜集瓷器，汪曾祺记得，有一个时期他家里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贵的旧瓷器，就是不配套，因为是一件一件淘来的，所以他们家饭桌上的杯碗盘碟一定很有趣。他一度专收清花瓷，买到手，赏玩一阵就送人，西南联大好几位助教、研究生结婚时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酒杯。他还搜集旧纸，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豆绿、水红，美丽至极，纸质细腻，汪曾祺形容像“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他还研究丝绸，弄到许多大藏经的封面——都是各色各样的丝绸;研究刺绣，就搜集衣裙乃至扇套、香袋、眼镜盒，研究上面的刺绣针法。他给汪曾祺看过一种绣品，叫“七色晕”，是用七种颜色的绒绣成一个团花，看得汪曾祺直发晕，对着“发烧”的痴迷的老师纳闷：他是从哪儿“寻摸”来这些物件的呢?
沈从文自己吃穿却都不讲究。汪曾祺曾以一只烧羊腿、一条鱼招待老师，老师觉得非常美味，回到家一再向夫人称赞：“真好吃。”他经常吃的荤菜，竟然是猪头肉。
老舍也是一位有情趣的生活家。他爱花，养花，文章里也写了许多花事。他家院子里有柿子树，到处摆满了一盆盆的花，他亲自莳弄，都长得精精神神的。他有一张照片，正在莳弄花的老舍被摄影师唤了声，一抬头，满面是最开心、最放松、最无城府的笑!老舍不下厨，却爱请客。菊花开了，聚会;生日，聚会。满族穷家小户出身的老舍，从小勤谨奋斗，不敢稍懈，要在社会上混出个样来。抗战时期和50年代大概是老舍活得最舒心的日子。
50年代汪曾祺受邀赴过老舍家宴。酒是敞开供应，喝什么、喝多少全由客人随意尽兴。只有一次特别，老舍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美食家汪曾祺记得在老舍先生家吃过的几样菜：一瓷钵芝麻酱炖黄鱼，汪曾祺说，这道菜他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这样顾左右而言他的点评，估计不太好吃，想象不出会是什么滋味;但他盛赞老舍家的芥末墩是他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
好景不长。这样的文人雅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文革”开始，老舍先生就不堪其辱，投了太平湖。那一刻，他想到他的花儿了吗?而早在解放初，沈从文就曾割腕，自杀未遂，最终是那些坛坛罐罐、花花草草救了他。被迫放下笔的沈从文，几乎死了一大半，还好有那些古物。他到历史博物馆当一名讲解员，他的生命渐渐地在那些瓷器、绣片、丝绸缎面上缓过气儿来，后来竟成为文物专家。都说“玩物丧志”，可是有时候“玩物”却可以保命。生命总要有所附丽，有所寄托。他的学生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随遇而安》，记述他50年代后期的“右派”生活与感受，在哀而不伤的调子中有愤激，有惨伤。他写道：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生活，是很好玩的。”这一句是全篇唯一的“亮色”。我仿佛看见汪曾祺在绝塞孤城的沽源，坐对一丛马铃薯花，目光炯炯的。
鲁迅公子，海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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