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文革”中，姚文元的大手笔是许多人见识过的，毛主席延安时期夸奖丁玲的诗句倒可以移来形容姚文元文章的“威力”：“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矛瑟精兵。”想来也有意思，当一干大文人小心翼翼不敢写文章、偷偷用寓言曲折抒发情怀的时候，姚文元出来了，文章写得雷霆万钧、煞有介事、危言耸听，故弄玄虚又生动活泼，看那文章可以感觉到，他写的时候一定非常过瘾、非常high。有学者粗略统计，仅在反右运动中、在上海范围内，姚文元批判过的作家就有王若望、徐懋庸、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鲁莽、流沙河等人。奇文共欣赏两例。其一，开篇横扫一大片式的：“自从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以来，他们就把最大的仇恨倾注在共产党头上。不论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杀共产党’，徐仲年的乌鸦啼，施蛰存的‘才与德’……不管有多少花言巧语，其剑锋都是对准了党的领导。”(《对党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其二，生动泼辣式的：“如果说，施蛰存是用阴险的冷箭射向共产党，徐仲年是用仇恨得发抖的手握着刀砍向共产党，那鲁莽就是在地上大爬大滚披头散发用流氓手段扑向共产党和靠近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这是一种向党进攻的新的战术。”(《鲁莽耍的是什么把戏》)。曾有人回忆姚文元小时候写作文，被他的国文老师笑评为：为了追求文章效果(感人或惊人)，写一篇作文，就要写死一个人。这倒像是一个隐喻或谶语?此时的姚文体煽惑性已不可小觑了。那个原来见到施蛰存总是恭恭敬敬唤一声“施伯伯”的旧谊姚篷子的儿子，已是被张春桥(很快将被更高层)赏识的大笔杆子。他定了批施蛰存的调子，后来人或认同，如翻译家王道乾的“正像姚文元同志说的，施已从‘第三种人’转变为‘第二种人’——反社会主义的人”，或者像文艺理论家以群进一步发展姚观点，说施蛰存其实也并没有“做定”第三种人，“他20余年来一贯‘做定了’的倒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种人”。当时人人都要表态，巴金等作家也曾联名撰写批判文章;施蛰存的同事、学生纷纷检举揭发施蛰存的种种“罪行”。
在密集的声势浩大的批判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右派分子，“完全陷入孤立”。
陈企霞在检讨中回顾自己在政治风暴中的心理状况：“头两天我是发抖，但还是坚决抗拒。前三次会议我只想一个问题，即如何死。那时，我觉得天昏地暗，看不见太阳。上次会议后，我下了死的决心。买了两瓶白酒，找出两个金戒指，想吞金而死，但又怕遇救，准备同时吃火柴，并准备写一封非常恶毒的遗书。”这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心理活动。
复旦教授陈子展曾经三次拒绝参加反右座谈会，第一次以“身体不好，怕说错话”为托辞，第二次竟然“威胁”说“你们真的要我来，我只好赤膊上阵，同归于尽”，第三次拒绝则拍桌大骂“混蛋”、“畜生”，扬言“要说上法庭去!”“我不交代，要搞清楚杀我的头就可以搞清楚，我要把右派分子帽子戴到坟墓里去!”如此“嚣张”，拒不交待，且大有把牢底坐穿的死硬决心。大概可以代表一些右派曾经的“不可一世”的样态吧。
这位笔名“楚狂”的湖南人陈子展可谓资格老，他早年在《申报〈自由谈〉》上写文章，几次引起鲁迅关注并作文呼应、引申，是沪上名教授。他的右派帽子倒是没有带进坟墓去，1960年第一次为右派摘帽，他就名列其中了。他1898年出生，1990年以93岁高龄辞世，也算是右派中高寿的。不知是不是湖南人的“硬气”支撑了他?
湖南人朱正在年轻时候即被打成右派，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但他研究鲁迅不辍，学术成就卓著;又广泛搜集史料，写成《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样一部反映反右斗争历史的大作;又写成《“鲁迅”在1957》即将出版，进一步探讨反右这个话题(本文引的部分史料即来自他的新、旧两本书)。从大角度看，这是一位学者对于历史问题不懈地研究与追问，其意义之大自不必说;从小角度看，至少是一个曾经的右派对于那段痛苦经历耿耿于怀、不能释然而做的自我交代、自我疗伤。因工作与朱正先生有接触，看他一点不像曾经坎坷、年届八旬之人，走路快，饭量大，思路清晰，下笔如有神，真是硬气又神气呢。
我单位里曾经有一位老同志也是右派，据说十七八岁就被遣送到北大荒了，平反回北京时还是无妻无女孑然一身，工作十来年也就到了退休时候。这位老同志据说脾气古怪，爱发火，面貌上也留着一些戾气。人们感叹、同情他的遭遇，却也“怕”而远之。单位旁边建新大楼，门前一对不知是狮子还是赑屃的瑞兽，面目有点吓人，气呼呼的，一同事指道：陈汝林。大家都笑，觉得蛮像的。想他年轻时陡然挨了一闷棍，压抑半辈子，懵懵然从发配地回来，却已无法融入周围环境，心头一定满蓄着悲凉与愤怒。去年还是前年，他去世了。听说在他生前，他在发配地教过的学生来看望他，其中还有女学生。恍惚记起有一次，也许是唯一一次与他简单聊过两句，听他说起他的学生，语气颇有些骄傲，脸上也现出慈悦神色了。愿他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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