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情书令人感慨的还不止于此。经过政治风暴，路翎与余明英的通信毁弃殆尽，这珍贵的一封因保留在胡风档案里才幸得保存下来。为什么路翎给余明英的情书会收在胡风那里?原来这封情书是当年路翎的好友、与路翎同处一室的舒芜偷偷抄下来寄给胡风看的。舒芜也是当时很受胡风器重、擅长写文化思想论文的青年才俊，当时他看着因爱情而沮丧自毁的路翎，内心焦急无措，想到他们共同的师长与朋友胡先生或许可以开导路翎，就偷抄了那封还没寄出的信寄给胡风，让胡风了解路翎正处在怎样的精神状态下，并附言：希望胡先生快来救救路翎!历史的剧情何其曲折跌宕!十几年后舒芜“反戈一击”、登上了毛泽东号时代巨轮，而他的师友被打成政治犯、沦为阶下囚;30多年后胡风冤狱昭雪、舒芜被舆论斥为背叛耶稣的“犹大”、昔日友人提到他都不愿意说他的名字而带以“无耻”，是什么力量驱遣着白云苍狗的变幻?衬着历史天幕的苍茫底色，回望彼时那个心地纯良、为朋友的“失恋”急急搬救兵的青年舒芜，怎能不唏嘘叹惋。
在“胡风分子”中，聂绀弩是比较能从政治压力角度看待舒芜的“背叛”的。当时的情形下，一边是毛主席，一边是胡风，孰重孰轻?舒芜的天平自然要倾斜。其实那年月一次次政治运动，压力下，人们多多少少都有点变形。今天看当时人们在各类批判会上的表现，都有一种看漫画人物似的变形。众所周知的文坛大人物如郭沫若等人就不必说了，看看鲁迅夫人许广平如何批冯雪峰的：说他“欺骗鲁迅”，是个“大骗子”，鲁迅病着，还来烦鲁迅，絮絮叨叨讲个不停——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胡说一气;比如梁思成批“右派”钱伟长，语言很暴力：钱伟长，不仅工人农民绝不会答应你的，“单是我们工程技术人员的丁字尺就可以把你打成肉酱”——这还是那个伴在才女美女林徽因身边的名门之后、翩翩佳公子吗?都扬言要动武了。他爹爹梁任公早年对他的谆谆教诲也管不了这许多了。
反右之前是党号召“大鸣大放”提意见。梁思成哪懂政治?还跟着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说自己就曾激烈地跟北京市长彭真争论过北京城建的事——他心底其实还是念念不忘拯救城墙城门楼子的旧案呢。而“丁陈集团”的几个人，丁玲、陈企霞、艾青、李又然等，在申辩，要翻1955年的案，质问周扬。还有知识分子与党员干部的关系问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问题，总之，建国以来积下的形形色色的矛盾在“大鸣大放”中暴露出来。关于那段历史，电影《艳阳天》里有个情节：反面人物马小辫，眉飞色舞地抱着半导体在收听，说北京在大鸣大放呢，好热闹!电影是以此表现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向党进攻。
当毛主席巨手翻覆，“大鸣大放”变成“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斗争开始。在批艾青的会上，诗人李季和阮章竟联合发言，指斥“坐在我们面前的艾青”是个“长期反党、自私自利、政治堕落、道德败坏的人”，说他是丁陈集团、江丰集团的代言人，是“二流堂”的座上宾;后来写过《哥德巴赫猜想》的作家徐迟也发言说“艾青非常骄傲，别人的作品不在他眼里”，他“诽谤郭沫若”，瞧不起臧克家、田汉，还说贺敬之的诗集《放声歌唱》是“垃圾车”;臧克家则批判艾青用寓言讽刺“百花齐放”方针，说他在《养花人的梦》这篇寓言里，嘲笑种了几百棵月季花的养花人的院子里“呈现了一种单调的热闹”，而另一面却赞赏自尊的牡丹、冷淡里含着轻蔑的石榴、性格美的白兰、灵魂倔强的仙人掌、带来信念的迎春，为这些花不被理解而愤愤不平。——也许臧克家分析得不无道理，曾经，鲁迅式杂文已经没有用武之地，改天换地，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已不是杂文时代了;现在臧诗人又指出寓言这一文学体裁的不合时宜。曾经在寓言创作中取得很大成绩的冯雪峰在建国初期也曾表示不再写寓言，然而后来他又偷偷写了起来。近来他的后人为出版他的全集，整理出一些应该属于“地下写作”的寓言作品。
因言获罪、因文罹难，上海的老作家施蛰存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他的一篇文章《才与德》。这篇文章引历史典故说明“乱世”以“才”取人，只要真有能耐，即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可以任用;而“盛世”用人可以注重“德”。那么新中国当然是“盛世”，共产党员都是有“共产主义道德”的有德之人，应该是很好的。但事实上还有品德坏的干部影响党的形象;同时他认为“老子打过游击”，这是“功”，不是“德”，有功可酬以利禄，何必以位?仅有德而不了解业务，恐怕也不顶事。所以文章最后还是归结到呼吁“不拘一格用人才”上面。于是他因“乱世说”、“才与德的谬论”而被打成右派。批判他，还挖出他的历史旧账——他曾被鲁迅命名为妄想在对立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第三种人”。而如今呢，“历史给他提升了一级”——“第三种人”变成了第二种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第二种人。这种颇为天才的演义是姚文元的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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