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人的关系则较为复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上海不是哪一个人的,或者说,有鲁迅的上海,茅盾的上海,也有萧红、萧军的上海——萧红、萧军如今天的“北漂”,那时只是漂在上海,幸运地在鲁迅呵护下,写的却是遥远的东北。萧红的故乡呼兰小城她的家,和普通东北人家一样的住屋与菜园子,似乎与萧红没有什么精神性联系。萧红那时一心要离家出走,走到哈尔滨,去北京,去青岛,去上海,去日本,去武汉,去香港,正如她的诗:从异乡又到异乡。萧红是流浪者,追寻者。丁玲又何尝不是这样?从湖南常德出发,到上海,到北京——其实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作家,离开故乡后,走的是大体相似的路向——向新思潮汇聚的地方去。北京、上海、广东,一时汇聚多少天下英才!然后抗战,内迁四川,然后有人留在重庆,有人去了延安……在流亡与追寻中,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
而在鲁迅、丁玲、萧红那一批文人离开上海五六年后,在沦陷区上海,张爱玲横空出世,如她那本《传奇》的封面上、那个现代女郎侧身突兀地闯进仕女图中。张爱玲是另类,她有自己的路径,非主流路径。
张爱玲与上海、与香港的关系,都是亲昵厮混式的融合。这是新一代城市中长大的作家,远离了乡村中国。在她租住过的公寓楼上,她与姑姑、与女友炎缨俯身下望的阳台,隔着半个多世纪看过去,仿佛她刚刚转身进屋、留一句低声戏谑如碎纸片如断翅蝴蝶飘然洒下来。而屋子里,是胡兰成描写过的、如《三国》里孙尚香的闺房那样有“兵气”的陈设:夸张的西式家具式样与黄灿灿的颜色刺激,一派现代文明浮华喧嚣的张扬,丝毫没有预想中的淡雅书卷气。这个名门望族的末世女儿,后来为臆想中爬满生命华袍的虱子所惊扰,在美国频繁搬家,再也没有做张做致的气力,也没有道具,只剩几只纸箱。张爱玲一辈子也没有得到一个安稳的家——童年时父母争吵、母亲离家出国游荡,青年时遇人不淑、与胡兰成求不到“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终局,中年在海外与美国丈夫赖雅的老少配、更像是暂栖——所以在《小团圆》的结尾,这位标新立异、粉丝无数的女作家展示她梦中愿景:最普通平凡、却是她始终没有得到的sweet home——连她本人也自嘲,说是“俗艳得像着色的风景明信片”——“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非常可笑,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但这也只是女人的家,不是作家的家。作家的家,想来还是张爱玲在上海租住的公寓,那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定义的写作的女人该有的“自己的房间”,她在那里写小说、成名,然后接待来访的胡兰成,倾谈,倾慕……人生显现华美的一面,“虱子”尚未来袭。但张爱玲意识到那“惘惘的威胁”。
与张爱玲在1949年之后抽身远引不同,大部分作家为新中国的建成而由衷地感到欣悦。胡风由于文艺思想问题,之前在重庆、在香港都已受到来自党内正统理论家的批判,在建国之初,他的处境有几分微妙的尴尬。但他仍热情饱满地写诗,歌颂新中国诞生,兴致勃勃地要求到北京工作,并计划营造自己的安乐窝了。他写信给在上海的梅志说:“生活上一直都是由你操心,这次我一定要为你尽力,为你们安排一个舒适的住处。”他花2000多元买了一个小四合院,花3000元重新翻修,折腾了几个月。这座位于地安门内太平街甲20号、由胡风亲手打造的家,有四间北房、两间南房、三间西房,东房是厨房。胡风还亲自到花店买了四棵花木,一棵丁香种在女儿住的房前,也是他的书房的窗外;一棵桃树种在他们夫妇住的房前;一棵杏树种在小儿子住的窗前,说是让孩子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杏花,看到杏儿长大,可以有杏儿吃;最后一棵种在前院花池中。小院安静,位置也好,出胡同不远是北海后门,离什刹海也不远,夏晚散步到银锭桥上赏月很是惬意,而子女也可就近上学。夫妇感慨结婚20年,总是漂泊,躲暗探,逃难,从没有安居过,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该有个像样的家,过过好日子了。
那时作家圈里兴起一阵买房风。老舍买丹柿小院,丁玲买多福巷16号院,都在王府井附近,大家的想法、心情也都是同胡风一样吧。丁玲将失去音讯10年的老母亲接到北京安享晚年。从几张照片看,丁玲多福巷这个居所很不错,庭院树木扶疏,客厅宽敞明亮,墙上挂着字画,瓷瓮里种着绿植,花瓶里插着几只孔雀翎毛。常有中央文讲所的学员们来座谈;一张老照片上,作家刘白羽、白朗,摄影家吴印咸在院子里与丁玲、陈明夫妇合影,时在1954年。而老舍在他的院子里殷勤愉快地侍弄他那些花花草草,勤奋写作,并经常招待北京文联的作家们,从附近的萃华楼饭庄订的鲁菜……
遗憾的是,胡风和梅志在这个温馨的小院里住了不到三年,胡风案升级为“反革命”,夫妻俩在1955年5月17日凌晨被公安部人员带走,从此再也没能回到这个家,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家——小院连同太平街都没有了,那里盖大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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