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民国_郭娟【完结】(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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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街,不太平;多福巷,福不多——1957年反右,丁玲被打成右派,前前后后的多福巷中的日子充满焦虑、痛苦。有一张丁玲与陈明在多福巷家中的合影,那是陈明去北大荒之前临别留影,虽然他们约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但照片上两个人神情凝重。陈明走后,多福巷的院落空荡荡的,此时自然不会有人登门拜访。丁玲一个人闷在家里,读外国小说,在巨大的精神苦境中煎熬。最终她决定离开北京文艺界这块是非之地,去北大荒。1958年6月,丁玲离开北京。

  1966年8月24日后,丹柿小院中的种花人已不在人间。而就在这一年2月,刚刚在秦城监狱关了10年的胡风,被勒令离开北京、去四川安家,胡风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悲愤绝望中,他还曾给老舍写过一封告别信——

  舍予公席下:

  共患之情不能忘,相隔之境不必通;出沐自由空气已月余,不应、因而也就不曾动过致候左右之心。

  现已受命明日远戍,以阶下之身,所谓“辞行”,虽不一定是俗套,但此身此境只能成为对您的无礼之妄事。但回忆到相濡以沫的合辙之日,微末的悲欢竟未全消。当此后会无期之际,不寄奉片言略表多年来对我关怀的感谢,尤其是对我规劝的歉意,实不易慨然向茫茫前途挥袂而去也。

  祖国正在华年,群芳竞放当指日可望,文事又正如稼穑,非撒下滴滴的汗水以至心血则不能幸致,足下深知此中甘苦,又正在境顺年盛之期,千祈珍重,珍重!

  ……

  胡风与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文协同事多年,相处愉快,胡风看老舍是个正直的人,也是心里有数的明白人,故有这样一封令人感慨万端的信。他怎会想到眼下“境顺年盛”的老舍,几个月后竟沉湖惨死?那么当日收到这封信的老舍,心中会起怎样的波澜?他写了回信吗?其实是胡风隔绝世事太久,当时老舍处境已在悬崖边上。1964年以后老舍觉得慢慢被遗弃了,人艺不找他写戏了,文联组织活动有时也不叫他。老舍之子舒乙回忆,一次老舍从外面回来,带着微笑,话却说的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那一年老舍生病住院,没一个朋友来探望,他心里很明白。

  死者长已矣,生者且偷生。胡风、丁玲这样的人物被发配或自我放逐到四川、北大荒,而普通文化人集体下放“干校”。干校,应该算作一代文人的集体故居吧。

  待到一切拨乱反正,待遇恢复,国家专门盖了高知楼,前门有一片,住着端木蕻良、韦君宜等人;复兴门木樨地有一片,住着胡风、丁玲、曹禺、周海婴等人;这也是集体故居。住在高知楼时,这些作家都已步入老境。丁玲还奋起创办文学刊物《中国》;胡风顽强地写他的回忆录,梅志悉心照料他……

  我因工作走进几位作家的家已是90年代,丁玲、胡风都已逝去。陈明先生还在为丁玲忙碌着,管理她的作品出版,参加丁玲研讨会,写文章澄清真相,为丁玲辩诬。梅志先生回答问题非常质直,待人是诚恳的好,没有虚礼,她家里有一只高脚瘦猫,毛炸着,吓得我惊叫,梅志先生一边安慰我一边敏捷地把猫呼引到另一间房里……曹禺先生,我见了他的本人,心里却觉得不像——也许是带着阅读、观看《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印象吧,那是激情青春的印象,连颓唐都是年轻的;而眼前的曹禺先生已是暮年,体态虚胖,态度蔼然,神情却有一点“空”。只是在说到他写《雷雨》激情澎湃、才思敏捷的状态时,他才瞬间焕发了神采,仿佛回到他的才华横溢、英姿勃发的年轻时代!那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他一生最重要的几个剧本都在那时、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完成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那样的状态。

  诗人怎能不歌唱

  开国之初,诗人怎能不歌唱?新中国,诗意盎然的政治领袖曾在期盼中将她比作隐约在遥远地平线上已露出桅杆的航船、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喷薄欲出的红日,如今驶近了、诞生了、日出了。诗人们怎能不歌唱?他们歌唱领袖,歌唱祖国,歌唱新时代,歌唱劳动者,颂歌当然是50年代初诗坛主旋律。

  但是唱颂歌的诗人也会挨批评。

  1950年5月15日胡风致艾青信:“我到上海三个月了,什么也没有写。一动笔就要挨骂。觉得有趣得很。而且,不动笔也要挨骂,因为国统区写过一点的。现在才懂得了何其芳同志在文代会后说的话:不能给国统区作家有创作机会。但当然,国统区作家也大约不是一概而论的。”

  胡风的遭遇是老问题了,在他这位国统区左翼作家与“正统”左派之间早就存在着思想的分歧与派系的纠葛,胡风处境尴尬。他的颂歌之作《时间开始了》,也被认为是“依然用革命小资产阶级的眼光、情感、手法,去看,去表现”(臧克家),黄药眠更为直截了当,撰文说:“我认为这首诗是写失败了的,这原因是作者没有群众观点,不了解革命,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正因为作者自己缺乏他所要歌颂的英雄们的素质,因此在歌颂革命,歌颂领袖,歌颂人民的时候,他并不能够把握到真实。他往往逞他自己一时冲动性的热情,一片空喊,而中间更间杂着许多作者个人自己的述哀,私人的牢骚,和从过去残留下来的失败主义的哀伤,这就使得他的诗篇失色了,因为有着这许多缺点,所以他的社会效果也是不会好的,它既不能加深读者们对于革命的了解,又不能提高他们的斗争意志,更不能代表人民表现出革命胜利后,乐观和鼓舞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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