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群孩子里，必定站着瞪大眼睛紧盯着看的童年时代的汪曾祺。汪曾祺许多回忆故乡风物的小说，都是通过孩子视角来描述的。如小说《岁寒三友》中，炮仗店的陶老板每次试放新炮仗，总会特意留几只加了长捻子(为了安全)的，给那一大群跟在他身后的孩子们放，让他们过过瘾。这小小的用心的善意，体现着人性的淳厚温润，也是汪曾祺小时候感受到的。再比如几次出现在不同的小说中的一个场景：一个大人在那儿用天平称鸡毛——用来做蜈蚣风筝两边的脚，这要是称不准，两边重量不等，蜈蚣上了天会打转，飞不高也飞不稳。这个场景特别温馨，超脱功利——特别认真一顽主在那里做孩子玩的东西，玩得特别贵族气，带着汪式优雅闲逸。
在小说《戴车匠》结尾，小说家现身，说他1981年回故乡还去寻找戴车匠店，已经没有痕迹了，同样消失的还有侯家银匠店、杨家香店，都是他在小说中写过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中间四十余年过去了。惆怅。
在西南联大时期，听惯昆明街市上各种叫卖声，他后来写了《职业》这一篇小说。小说不长，其中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这一句，汪曾祺还在小说文字间附上了简谱——这也是一种类似用天平称鸡毛做蜈蚣风筝的好玩的心态、行为呢。小说中卖饼的孩子是个小大人，非常尽职，街上有什么热闹也不去看，一心一意挎着篮子卖饼，用稚气的嗓音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附近放学的孩子们跟着学，却调皮地谐音叫成“捏着鼻子吹洋号”。一日，小大人没有挎篮卖饼，高高兴兴地散手走在一条小巷里，看前后没人，忽然大声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了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这小大人突然撒放的童心，是汪曾祺温情体现。
汪曾祺小说丰饶、有韵致，就与这些“闲笔”有关。这也不仅是一个环境氛围的营造，也是在铺陈情节、塑造人物。他写保全堂药店，就不只是童年的温馨回忆，他是做过一番查考的。若干年后，人们从他小说中可以清清楚楚地弄明白旧时药店是如何经营的——东家不到店，全信托管事的。管事的年底按股分红，对生意兢兢业业、忠心耿耿。白天他在前面忙，晚间睡在店里神农像后一间放总账、银钱、贵重药材如犀角、羚羊、麝香的屋里。那屋的钥匙在他身上，人在宝货在。吃饭时，管事的坐在横头末席，以示代表东家奉陪诸位先生。这“诸位”中，“刀上”地位最尊，薪金最高，是技术能手，管切药、跌药丸子。“饮片”切得整齐漂亮，生意就好。一般内行一看，就知道这药是谁切的。所以吃饭时“刀上”是坐上手二席(头席总虚着，除了有客)，逢年节，有酒，管事的举杯，必得“刀上”先喝一口，大家才喝。“刀上”以下都叫同事，没什么特别技艺，只抓药、记账，所以生意不好时最先被辞退——辞退方式颇为含蓄，谁在腊月的辞年酒桌上被请到上席去，谁就二话不说、客客气气卷铺盖另谋高就吧;当然事先已吹过风的。第四等是学徒，却被搞怪地称为“相公”，这相公是要干所有杂事的，包括倒尿壶。做错事还要挨打。保全堂的陈相公一次收晾晒的一匾筛药材，不小心翻到阴沟里，被“刀上”一顿狠打，那药材——泽泻，价钱不贵，切起来很费工。最后还是做饭的老朱替他说话：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这老朱自己做饭却从来没正经吃过一顿饭，都是把大家吃剩的残汤剩水泡点锅巴吃，因此，一店人都敬畏他。而挨打的陈相公干完一天活，夜静人定后才悄悄哭了半天，向远方的家乡念叨着：我又挨打了，妈妈，不要紧，再挨两年打，我就能养活您老人家了!写了药店这一行当，同时也写活了人物。艺术匠心颇为精巧。
汪曾祺写小说很讲究艺术，但也不是没有教化追求。他交待过，还是想着通过文艺作品易风俗，正人心，要“再使风俗淳”。如果像柏拉图那样要个“理想国”，汪曾祺会将五行八作的能工巧匠先迎进去，他看重他们的聪明才智、心灵手巧，几乎视为艺术家，很是仰慕、崇拜。当然还要迎进勤劳、本分、自尊的劳动者，不论是洗衣的、挑担的，还是捡字纸的。像戴车匠那样的工匠，每天起很早，先看图样，然后就坐上车床一刻不停地干起来——汪曾祺说：“一个人走进他的工作，是叫人感动的。”又说看到戴车匠坐在床子上，就想起古人说的“百工居于肆，以成其器”，中国的工匠都是很勤快的。这个理想国颇有古意，像尧舜之世，民风淳朴，无须清规戒律。像他的名篇《受戒》，题目叫“受戒”，写的倒是无戒的欢畅!那小明子穿着紫花裤去荸荠庵学做和尚，在汪曾祺写来，就是去学个谋生的技艺。那庵也没规没矩，倒是一切皆合人性，温暖和谐。小明子无拘无束长大，那是他的，也是汪曾祺的理想国。
现实没有那么美好。人生遭遇的黑暗与沮丧，已不可避免地侵汪曾祺的理想国。骑白马、奔走于乡间的名医陈小手，以他高超的医术和一双天生的小手，解救了多少难产的孕妇，却被混账团长从背后一枪打下马——他接生了难产的团长儿子，团长却因他“摸”了他的女人而打死了他，心里还“怪委屈的”。老鲁、绿杨饭店老板都曾经奔着好日子努力做事情，却因战争时局动荡而终于落魄、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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