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味的是，汪曾祺带着“右派”帽子，下放农科所，精神上的压力被他对技艺的热爱所舒缓。在农科所，他学会料理葡萄等各类农活，还画了一大本马铃薯图谱。他觉得这一切是很好玩的。何以解忧?——劳动技艺。如果汪曾祺没有受到高等教育，没有当作家，他一定会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能工巧匠，不论他是做锡匠、车匠还是其他什么行当。
60年代初，他重新提笔，写了小说《羊舍一夕》、《看水》等篇，都属讴歌社会主义新人之作。那时文艺界运动不断，作家也不知怎么写好，一般都是跟政策、配合运动，因此文学作品一般都比较简单化、概念化。汪曾祺这几篇倒有意思，几位新人新形象活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技术能手，或学做技术能手的有为青年——这又与他的老爱好联系上了。虽然那时早已公私合营、不再有他熟悉的个体作坊，但技艺常青!这几篇小说，我们至今还可以饶有兴味地阅读，不能不说是与小说中颇有情趣地写到各种鲜活生动的劳动场景有关。而且这样写，也巧妙避开了政治——反右，大跃进，大饥荒。他单写一门心思学习劳动技艺的青年，单些他们勤奋工作，其他，一概不论。
“文革”时期，在京剧院搞样板戏，即使在样板戏“三突出”、“高大全”的清规戒律下，戴镣铐跳舞，汪曾祺居然还写出了阿庆嫂脍炙人口的唱段，至今传唱：“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如果不是曾经坐惯了茶坊酒肆，有那样的细致的观察与了解，写得出吗?
真的要感谢汪曾祺对技艺、对五行八作、能工巧匠的这份热爱!
汪曾祺对于能工巧匠的虔诚礼赞，写得最好的，是小说《鸡鸭名家》。这个小说，他40年代做过一次，80年代又大大修改一番发表了。小说将两位民间能人写神了，神乎其技!那个平常高声大嗓的“鸡鸭名家”余五，当孵化小鸡小鸭时，话少了，说也是轻轻的，温柔极了，尊贵极了，总像在谛听什么似的，他身体各部“全在一种沉湎，一种兴奋，一种极度的敏感之中”;在“暗暗的，暖洋洋的，潮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缠绵的含情怀春似的异样感觉”的炕房里，他精确地掌握小鸡出炕的时机，无需用表，“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还有那个平日里落魄的陆鸭，关键时刻，一根长篙在手便神乎其神地将四散藏匿的几百只鸭子召唤回来，韩信点兵似的，指挥一河鸭子快快乐乐、摇摇摆摆、迤迤逦逦如大军前进，整齐有致。写这两个能人的小说，题目叫《鸡鸭名家》，即便是鸡鸭事，也是名家!小说在讲述中时有类似走神的笔致——在闲闲絮絮讲着公鸭母鸭灰头绿头时，一转写道：“沙滩上安静极了，然而万籁有声，江流浩浩，飘忽着一种又积极又消极的神秘的向往，一种广大而深微的呼吁，悠悠杳杳，悄怆感人。”
——这是什么?是境界。汪曾祺以他的笔力将向来被贱视轻忽的百业千行中的能工巧匠提升到艺术境界。人民性、平民性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得到如此细致深切的艺术表现。在帝王将相士大夫归置的传统之外，汪曾祺发现并艺术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真相：那些千百年传承于民间、仅被少数文人惺惺相惜地记载为“庖丁解牛”、“琵琶行”、“核舟记”、“口技”之属的技艺、智慧、生趣、情致，也是参与了我们文明缔造、理应被珍视的另一脉传统。
从这个角度看，几百年后，汪曾祺小说不仅是出类拔萃的艺术神品，也是可以与《天工开物》、《考工记》同看的吧。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以及萧红
关于东北辽阔的土地的历史，东北地主发家史，读端木蕻良小说可以获得生动印象。东北地主是个什么派头?与南方地主绝对两样。东北地主拥有广袤的土地，他们按“天”计算，一“天”等于十亩，动辄拥有上千“天”土地的地主不在少数，所谓“家称万贯，地上千天”。地主一家就是一个垦殖团，像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的开拓者，最初都是移民身份，要在新环境里取得一定地位，要经过一番挣扎奋斗。
端木老家在科尔沁旗，那里原是清朝大官的封地。游猎的民族对于土地的经营远远落后于汉人，也必须依赖汉人。他们并不从事土地生产活动，坐吃山空，最后不得不以典押、出卖土地为生。端木的先祖——太爷——是发家史上重要人物，他做官京丞，靠这个地位，也靠高明的兼并手段获得大量土地，比如高价买进，低价出租——土地与佃户自然流向他。如果碰上死活不卖地的领主，他就用包围计，先将其周围土地买下，这样一来中间这块地放水、施肥、运粮一切活动都要经过他的领地，要承他的同意——处处被辖制。而太爷表现得很宽大仁厚，并不刁难。但谁都明白这块地已是太爷伸手可得之物。当时买卖土地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邻地领主有优先购买权，只要这块地出售，太爷就有优先购买的便利，他不买，别的买家才有机会。于是太爷家的地越来越多。他娶了当地最富人家的小姐，带来丰厚嫁妆;他又将弟弟送到远房宗室做兼祧，等那继父继母死了，就把弟弟和那一支的土地家业一并接回来了。最终，太爷拥有土地达到一两千“天”。这时就提高地租，因为垄断形成，再没人与他竞争。于是，用东北话形容，他家“发财都发冒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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