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主家既是生产单位，就有这样一干人马：大当家的，相当于董事长兼总经理，一切说了算，有时也有二当家从旁分担;掌包的，好几位，都是家里子弟，负责押解钱粮，进城买卖;以上都是家人。家族以外的人，最上一等是管事，阔气的管事下边有跑腿的，都是代表地主对外接洽事务的;如果金钱过往的事多，还要相应设外柜，外柜专门在外收债，能说也会武，对付企图拖欠、赖账的债主;内部管理设一个账房。以上属于管理层。在农事上，打头的地位最高，率领一干长工、短工、散工、帮工种地、收割。赶大车送粮的车夫叫作老板子，赶小车的相当于地主出行的司机叫大把，其他还有打更的更倌，看门的门倌，量记的记倌以及猪倌、羊倌、马倌、磨倌、碾倌……还有炮手(保镖)，这么多人吃饭，必有专人负责做饭，称大师傅，他手下还有帮忙小伙计，叫小打。一个东北地主要管着这许多人，像大军统领，出门要乘七套或九套大马车，一匹最漂亮的白辕马，其余配上墨黑骡子，远看黑白分明，加上紫铜套环白马索，挂着串铃，带着炮手，跑起来那个威风气派、那份招摇!对比起来，江南地主更像温文书生。
东北民风剽悍，土匪多。地主家都造有四角高墙的炮台，必须有看家护院的炮手，炮手提着长枪、盒子炮，个个好勇逞强，遇土匪来袭，上炮台应战。地主家不论男女长幼都玩枪，其中枪法最准的一个被称作保家虎。遇有大帮土匪过境，附近邻居的年轻女人可以躲到地主家避一避。
土匪走了，但四周羡慕嫉妒恨的眼神却如危险的暗火。太爷开始宣扬自家风水好，又渲染了狐仙佑护的传说——他曾在河水泛滥时救了一对狐狸，这对狐狸要报恩，长期庇佑这家人，这家人逢年过节一定先给狐仙烧香祷告。太爷要让人们相信，也让他自己及后代相信：发家致富是好风水带来的，是狐仙保佑的——谁也别眼红!
暴发的东北地主渐渐讲享受，雅起来。端木的太爷从南方运来花木湖石，专门雇了花把式侍花弄草，雇了烟把式打大烟，雇了靛把式染布。平日里，太爷缓带轻裘，在铺了木地板又铺了羊毛地毯的房间里，穿着毡袜走来走去，把玩收藏的金器、玉器，用南方花木的名字给孙男弟女起个乳名，或者写写游戏文字，记些诸如醉虾的烹制法、彩蛋的画法、晒玉兰花的方法。这些雅事后来子孙玩得更专业了。据说还分三派：一是寻花问柳派，将相好的佃户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马背上、地头边笑语繁华;一派是笙管笛箫派，几个人在县里公共花园的荷花池亭雅集凑趣，吹拉弹唱，也攫球打弹或笼鹌鹑、斗蟋蟀;还有一派是武打派，端木的父亲就是这一派，爱使枪弄棒，打架寻衅，拜干爹，认干儿，结拜金兰，赶庙会，看野戏，打牌押宝。除此之外，端木的父亲还像太爷一样好美食，家里餐桌上轮番转着银鱼水蟹海参燕窝鲨鱼翅……玉盘珍馐，奢华的饕餮。
此时，在大背景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大连株式会社正悄悄地伸出两臂，将东北经济命脉揽紧紧攫住，把东北土地的出产带向国际大市场，也把世界经济危机的传染病引过来。由于落后，东北农产品无可改变地受到外国商品的压迫。此时东北主政者无作为，中国南方在忙着内战。那时一道山海关分隔，关里与关外还相当隔膜，关里人看东北人像爱斯基摩人。于是当东北地主从迷梦中醒过来，发现东北的肥沃土地再也不是富裕的标志，土地上的出产不值钱了。东北地主对土地起了怀疑，不再投资卖地。游资没有出口。想办企业，为时已晚。只有做高利贷。但东北农村破产，东北经济在大崩溃边缘，贷款抵押亦是高风险。一时间破产的，倒闭的，赖债潜逃的大地主小地主，到处都是。这就是“九·一八”前夕的东北的境况。端木家拥有的土地到他父亲死时只剩两百“天”，而这时已全部折腾没了。
作家端木蕻良就是这样一个东北地主破落户子弟，执笔为文前，见识过繁华与繁华的飞灰烟灭。见识之外，作家还有自己的立场。就在这个地主家庭里，父亲与母亲竟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
端木的母亲原是佃户的女儿，长得漂亮，被他父亲看中，一定要娶过来。派媒人去说，不成，因他的名声不十分好，佃户家不愿意女儿去受罪，还要被人说攀高枝。但端木的父亲不肯罢手，于是强抢。在一个黑夜，他雇了40多个打手去抢人;而佃户这边的大儿子也约了亲友，一场恶仗，打得头破血流，人还是被抢了去。
端木的母亲在婆家的生活充满酸辛。她在娘家是受钟爱的独女，在田野里无拘束地生活，端木说，母亲“有一种真挚和慈爱的情感，完全和我父亲的荒唐野蛮不相容”，也与这个地主家族虚伪奢靡残酷的生活不相容。但是她却因娘家是小户人家、没排场被轻视嗤笑，被公婆加紧训练。起早贪黑地劳碌侍奉，冻着脚在雪地里候着，还不许回娘家。她娘听说了女儿的委屈，鼓起勇气踏进这深宅大院，却被挡在二门外伙房里，连女儿的面也没见到，只留下为女儿做的厚棉鞋。
端木的大舅自抢亲那一仗后十几年不登地主家门，后来来看妹子和外甥们，也不愿见那仇人。对端木兄弟小孩子们感叹：“你大舅志气了一辈子，没想到落得这个下场!”那时他已很穷很潦倒了，穿着很旧但很干净的长衫。端木的父亲碰到他还叫他“黄大先生”，叫端木的二舅就是“黄老二”了，因他是穿短衫的。端木的外婆家原是大佃户，家道还殷实，后来遭土匪抢了两次，加之整个东北农村的衰敝，几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潦倒。在端木记忆里，舅舅们来他家，有的来拿旧衣服，有的来要钱，有个舅舅抽大烟竟来偷东西，舅舅的儿子也只配做端木弟兄们的陪玩与跟班……他们只是拖累母亲，没一个能给她撑腰。而此时端木的父亲还一味在外胡闹，今天和这个械斗，明天与那个起诉，外宠很多，几次想讨姨太太。其中一个叫“小精”，接受了绸缎布匹、金银首饰和3000块钱，在家里做嫁衣准备嫁过来，端木母亲不顾一切闯到那家，扯了那嫁衣，搅黄了这婚事。父亲从城里回来得知此事，二话没说，抄起马棒当头打下去，母亲立时昏过去，一顿饭工夫才缓过来。那时端木大哥才满周岁，二哥、三哥和他还没出生。端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对他讲自己的身世，嘱咐他记着，好好念书，将来长大了，把妈妈的苦都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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