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战烽火燃起时，韦君宜毕业了。她在《毕业之后将如何——赠毕业队友》一文中与民先队的队友们相约激励：一、联络社会上一切势力挽救中国危亡;二、不要为旧社会势力所同化。
一份很难得被保留下的日记，记录了初入社会的韦君宜在1938年2月15日至11月26日这段时间里的经历。民众的麻木，青年的绅士气、社会气，政治派别的复杂，工作进展迟缓，应酬官太太，有时还要陪打麻将，一切都烦扰着她，让她时时想念散落四方的“一二·九”的同学们，也时常想起北方故乡爹娘。一日在街上，忽遇外公，她被逮个正着，那时家里找她已有两个月，兵荒马乱，外祖母和娘急得要死，爸爸也要乘飞机来了。而她坚决不肯答应回家，气得外公“大饮酒，大醉痛苦数说”，而“我也喝了四两白干，醉了心中焦急，没了顾虑，我就坦白声言，我有主张，有信仰，我命都可以不要，这些更不用提，是决不会去的……”为抗日救亡抛别亲人，这日记记录了历史生动真实场面。也是在这份日记中，韦君宜记下了她与孙世实的热恋与永别。孙世实死于日本飞机轰炸，尸沉江底。这个清华同窗、“一二·九”队友、一起工作的同志，在彼此热恋时死于非命，这剧烈的悲痛让她一度失智癫狂。她要上前线，与日本鬼子拼命。小孙是她一生不曾愈合、隐隐作痛的伤口。
爱人死后，韦君宜在延安疗伤，没过多久又投入工作。她曾一人衔命到晋西办《中国青年》分社，她背着行囊，里面装着报头、木刻原版、社章、文稿，从延安步行八百里山路到黄河边，顶着日军扫荡的炮火，在人生地疏条件下，白手起家，硬是出版了《中国青年》晋西版。
韦君宜终其一生始终保有青春的激情，这也许是“一二·九”运动对她产生的深刻影响。不论办报还是下乡，组织上把她放在哪儿，她就在哪儿干得有声有色。这从她解放前后一些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到：比如《哪个村子工作好?》、《记一个前线刊物的诞生》、《为什么和工农出身的老同志处不好?》、《书市站柜台售书有感》、《出版家的社会责任》……文风也是质直明快热情。她写小说，“文革”前就写出了小名气，短篇《月夜清歌》得到茅盾称赞，80年代后写的《洗礼》、《露沙的路》，都成经典之作。但她写小说，不以文辞胜，或者说她最关注的并不在此;她写小说可以归结到“问题小说”一类，是解决问题之作，是革命者写小说，而不只是小说家写小说。她写老干部的小说编成《老干部列传》，也许可以看作后来官场小说的先声，《洗礼》即写一位老干部在“反右”和“文革”中不同的为官姿态以及他的转变，其中主题立意仍在于“思痛”。
不了解韦君宜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激情和工作实绩，就不了解写《思痛录》的韦君宜是何等锥心刺骨的沉痛。韦君宜不是革命的旁观者，她身在其中，那是她青年时期的选择和一生执着的信念。写《思痛录》，韦君宜将她所亲历“左”祸，一件一件拎出来，直面中国革命史上的卑污与黑暗，深入反思，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给未来留有益启示。《思痛录》犹是热血激情之作。
延安“抢救运动”以逼供信方式将大批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很像“文革”预演。那时杨述被整得很惨。这位将全部家产充公、带着老母兄嫂弟妹参加革命的忠诚老实人——韦君宜说他“对党可真是一个心眼，不留一丁点后路”，竟也无端遭怀疑。他们本来是以延安为自己的“家”的，现在他们却被视作“外人”，遭冷眼、被辱骂、被捆绑、被监禁。最难熬的时候，夫妻俩先后都找过蒋南翔，韦君宜一见自己的革命领路人，便囔“千古奇冤”，持重的老蒋也只有安抚：三月奇冤，哪里是千古?后来直到1988年韦君宜才知道，当时老蒋曾上书中央，结果非但意见没有被接受，反而在组织内部遭批判。这个荒唐的运动以领袖行军礼道歉草草结束。“抢救运动”是韦君宜、杨述们经历的第一次“左”祸。
革命在继续。革命取得政权。新中国在建设中。神州正值有事时，意识形态领域也始终不平静。韦君宜作为革命者，在没有触及自己的运动中，比如肃反，批胡适，批《武训传》，她是相信组织并铁面无私地执行“斗争哲学”。批胡风时，在作协党组的韦君宜，知道周扬不满胡风小宗派、不服从领导，也知道历史上两人的宿怨;胡风派作品喜欢写精神奴役的创伤，写人物的疯狂性，韦君宜也不喜欢，却也认为这一切够不上反革命;而胡风的“万言书”，她觉得是个笑话——明明现行所有文艺方针都由中宣部一手包办，“万言书”主张反对一切对文艺的管制，却又说一切应决定于中宣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是要求党来领导文艺嘛。然而，当毛主席亲笔批示定性，韦君宜惊诧之余，也就相信了胡风是反革命这个政治结论，并应组织命令调查手下一个与胡风有过几次来往的青年编辑，直至将他开除党籍。此后政治风浪越来越大，反右，反丁、陈反党集团，然后是大跃进，反右倾，韦君宜感到越来越惶惑。周围人一个一个落马。老同学、《清华周刊》主编、天真的王瑶教授，本来是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渐渐也跟不上形势了，政协委员和《文艺报》编委都被撤掉，他在北大教书，言论不尽合拍，被北大中文系批判。那时杨述是上级领导，带工作组去北大调研，北大中文系汇报中将王瑶划为难对付的教授。杨述找老同学个别谈，问他：系里叫你检讨，你心里服气吗?王瑶笑了一声，说：跟你说实话吧，我的嘴在检讨，我的脚在底下画不字。而另一位老同学钱伟长，“一二·九”时组织自行车队，骑车到南京找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后来在清华大学副校长位上被打成了“右派”。最诡异的是，时任校长的正是老同学蒋南翔。后来韦君宜写文章提及此事有这样的话：“尽管老蒋领导我，教育我一辈子，可是总有不能尽同的地方。”终于，韦君宜和杨述以及老蒋，许许多多的人到“文革”时都被打倒了。挨批斗，韦君宜一度精神失常，去干校，一家人四散各地，小儿子因受刺激落下精神残疾。“文革”的种种惨剧、荒唐剧最终促使韦君宜觉醒。《思痛录》的写作是在“文革”后期就秘密开始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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