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九条命吗?将韦君宜各时期照片放在一起观看，会强烈感受到她恍若经过几死几生。天真闺秀，清华才女，激进学生，知识女性，党刊主编，“五七”战士，精神病患者，落魄“走资派”，胖胖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病床上的干瘪老妪……韦君宜的一生实在算得上是在碱水、泪水、血水中都泡过了。一个曾是那样单薄的女子，告别校园，抛别父母，牺牲了爱人，行世上最艰苦的路，一生守护自己的信仰与初衷，却忽然她发现，不知在哪里，革命变了味、自己迷失了自己。她反省自己：“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思痛录》且叙且忆且书愤，快刀利斧，剑指中国革命历程一次又一次的“左”祸，刮骨疗毒，掘心自噬，是大痛苦，也是大痛快。只有用韦君宜一生做注脚，才能明白《思痛录》的分量。《思痛录》被称作未来世纪人们了解这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理解中国革命的入门之书、必读之书。
历尽磨难、思痛不已的韦君宜并不悲观。在《思痛录》的“结语”中，她明确表达她的政治主张：“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至于经济嘛，若有了政治民主这一条，它总能开步走。何必胆怯?我将欢迎能下决心的拙笨的民主!”这是已走至人生道路尽头的韦君宜对于未来中国的期盼。
韦君宜最后的革命工作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把手任上，人评她“官越做越小”，她自己倒不介意，依然干劲十足，志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是改革之初乍暖还寒的解冻时期，她热情扶植新锐作家，以文学冲击“左”倾教条。她会突然降临在作家竹林的偏僻小屋，也会动用上层“关系”支持受打压的张洁，从王蒙到莫应丰、冯骥才、张蔓菱，那时期活跃文坛的作家，谁人不知大名鼎鼎的韦老太?而社里同事看到的，是永远在忙的韦老太，不仅忙工作，忙写作，有人还看见她在公交车上忙着织毛线衣;她“目中无人”走过出版社楼道，嘴里喋喋不休，仿佛在跟空中的隐形人交谈;她忙得穿衣服时常胡乱搭，有时系错扣子，衣襟吊着来上班——早不是那个爱美的清华小魏了。
晚年韦君宜写了许多篇回忆“一二·九”老同学的文章，献身革命孙世实，死于“左”祸的夏英喆、韦毓梅，与她一样辗转颠簸于革命路途中的杨述、蒋南翔、王瑶、钱伟长、于光远、齐燕铭……这些当初的热血青年，才华横溢，头角峥嵘，各自生动。老蒋在病榻上也念念不忘叮嘱小魏写好“一二·九”运动史，这个任务她完成了。从“一二·九”出发，她与他们一道，参与了改变世界的革命，革命也或多或少改变了他们——这是他们共同的道路。为什么频频回望“一二·九”?不单是青春的缅怀，那里保存了他们革命信仰的初心，纯洁的、革命的原教旨。
穿越，回到历史现场——2012年《新文学史料》编后
编辑《新文学史料》，每天接触的作者、读者都是历史爱好者，念天地之悠悠，发思古之幽情，浮生半日，闲来穿越，回到过往，体味彼时那人那事那情境，颇多历史意趣。曾国藩指点他的六弟读书，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恍如接其人”、“亲其事”——这说的也是“穿越”啊。
一
大约从4月开始，国内报刊就渐渐地开始刊登有关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讲话》的文章、消息。有出版社邀请作家们自由选抄《讲话》中的句子，弄得好似行为艺术。也有学者研究当时参会人数，具体到名字，真也不容易搞清楚——比如有人参加了，但在那张著名历史性合影照片中却不见其身影，据考证有人是临时有事，有人不巧去厕所了，结果错过了照相;有人没有参会——参会人都是受邀的——但赶上照相，人家一叫，就站进了那个历史瞬间，听见毛主席喊：丁玲在哪里呀?坐近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啦……
70年，一甲子还要再加十年，真是辽远的过去了。当年恭逢其盛、参加了座谈会聆听了讲话的老人不多了。黎辛先生当时不在会场，留在《解放日报》值班，经手编发座谈会相关文章，并最终亲手编发《讲话》。老先生90多岁了，记忆力超好，身体也棒，几个月前亲赴延安参加纪念大会，会上会下被邀发言、被采访，忙累了一番，但精神愉悦。他去延安前即给我一篇大稿，其中有他亲历的历史细节的最新披露，也有他对历年来相关史料的梳理，总体上反映了座谈会前后的历史概貌。
《讲话》在座谈会上讲完后，并没有马上发表，真正发表的时间已是一年半后的1943年10月了。这期间为什么不发表?黎辛先生文章中回忆，当时报社领导多次催促毛主席发表，毛都说“不要急，要多考虑考虑，慎重些”，而且最后在清样上还有改动，据说在毛延安时期发表文章中，《讲话》是清样上改动最多的。黎辛先生后悔当时没将这些改动的清样保留下来。在中间这一年半时间里，《解放日报》刊发什么呢?因为座谈会讨论得不好——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所以毛指示《解放日报》特辟一个“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陆续刊登了《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拉法格论作家与生活》、《列宁论文学》以及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当然是为了统一思想，《讲话》中涉及的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工作的任务，都可以在这些马列经典中找到思想渊源。其次，到了1943年5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解放日报》在对会议的报道中才首次披露了《讲话》部分内容，如“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等高层领导人也纷纷讲话。陈云《反对自视特殊与自高自大》提出树立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观念，不应抱着“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态度;凯丰《到前方到乡村成为群众一分子》，刘少奇也鼓励大家到农村去，博古希望作家给报纸写通讯报告作品，总之高层表态都刊登出来。最后是作家们积极表态文章陆续刊登，舒群、何其芳、周立波、陈学昭等都表示要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艺术观，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等到一批新作品，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吴满有》、《田保霖》等出现时，毛主席觉得时机成熟了，才将《讲话》拿出来，并以纪念鲁迅逝世7周年这个由头，经黎辛手，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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