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坐在这小屋里能写些什么东西?还不净是写些应景、赶任务的文章。一会这个记者，那个电话，再不然就是电报。讲起来都是最要紧的文章。有时我弄都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都得表示意见来写文章。譬如，苏联火箭上了天，新华社所发表的消息也就50个字，我怎会可能写更多的?只有凑合一首诗来歌颂一番。实在这样的诗我自己都懒得看。要是真正搞创作，能写出像样的东西，只有深入生活，到下边去才行。但我这条腿，这一身病，到下边去怎么办?不是给地方上添麻烦?农村生活我倒不怕，人家吃啥我吃啥。现在还不是照样吃窝窝头就咸菜，连白菜都买不到。住的就更不成问题了，可以随遇而安。成问题的是我要喝好茶、吸好烟。这是我一辈子的嗜好，戒也戒不掉。到下边又怎能与劳动人民共甘苦，这一条就得受批评，咱特殊了。不过，麦秋时，我还要到安国一趟。另外也想找在南方气候好的公社，到那里住一个时候，即如不参加劳动，只看看也是好的。十三陵就去了一天，回来就倒下了。去张家口的参观访问，也是因为这条腿而临阵脱逃的。现在我穿着金丝猴皮毛裤，腿还发凉呢……
是不是仿佛坐在老舍先生对面，我们倾听!
三流小说的低级趣味
文学史上的三流小说，若不是因为职业的特殊需要，今天断然不会读它。读，也是百无聊赖时才读得下去，一读，兴许就读出了趣味!这些小说虽然艺术上无可圈点，悲欢又隔着时代，却每每于粗朴中不经意地展示一些陈年旧迹，为远去的时代留下鲜活的记忆。历史大账簿、大画卷上所没有的那时那地的心理、言动等琐细描摹，正可以由小说来添上几道闲笔、造几分氤氲气象。
胡山源的长篇小说《三年》，几年前由他的一位晚辈乡里极为热情地寄赠给我。胡先生去世多年，他这小说当时已不好找了。开卷有益，现在虽记不清楚里面的人物、故事，但有两个地方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一是五四前后教会中学的老师比较开通，睁一眼闭一眼替外校男生给女学生传递书信;另一个印象是新潮男女恋爱要自由，阻隔却太多，小说写出100页，男女主角还没拉手，就是写信啊转信啊看信啊，各居一隅心潮起伏;见面不容易，路上偶遇，远远望一眼，也不知看没看清楚，就兀自惊心!书中有个细节，男生在礼堂里看演出，隔着好几排座位，在那些穿着统一校服的女生中找“她”的背影，虽然此前两人在信中约好了暗号，诸如理头发、抚耳朵之类，那也难以辨认啊。真要为那时的男女呼一声My god!——彼时的世态风习就如此鲜活地展现出来，其社会学意义在于让后人明白，那时候除了敢于学“娜拉出走”的先锋青年之外，还有这样既春心蠢蠢欲动又忧谗畏讥、缩手缩脚的青年，而且后者还是多数。
五四时期，白话写作还是新尝试，只有少数作家如鲁迅出手即不凡，作品经得住时间考验，成为文学经典;而大多数白话小说现在看来都很幼稚。那幼稚，表现为没有艺术概括力，写得稀松拉杂，如流水账，现实生活未经艺术点化，近似原生态地呈现在小说中。所以读这种小说有时就像在读作家生活实录，有索隐嗜好的读者会很high。
张资平写于20年代初的小说《冲积期化石》，当初还是同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等人资助出版的。张资平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出任伪职，是附逆文人，这且不谈;他的文格在文学史评价中也不高，特别是鲁迅在文章里将他的创作概括为一个三角形，他的三角性爱小说就更加上不了台面。但《冲积期化石》应不在此列。它写了什么?写的是那个时期中国的乡村、教育和留学生活，时代变迁中的人、事的几个标本、化石。在小说中找张氏特色，那不过是写了几处今天看来简直算不上什么的性爱场面。比照一般五四时期爱情小说那种手都拉不上的恋爱，张资平小说灵少了点，肉多了点，就显出几分色情了。留日的张资平是受了日本私小说影响，同期的郁达夫也有如此情形。《冲积期化石》其实可以和郁达夫小说归作一堆儿，主人公都是留日学生，郁达夫的人物内向、纠结、抑郁，张资平的人物与外界有广泛交通并勾搭(或曰交往)女人，而郁达夫的人物是听见女人木屐声或淋浴泼水声就敏感变态的性苦闷者。郁达夫小说借人物的热情宣泄，大胆地赤裸裸地袒露弱国子民精神苦闷，成为那一代青年苦闷的象征和代言，今天读来只感到一团热烈伤感的情绪，而对那时那地的环境却一片茫然。倒是《冲积期化石》提供了更多时代场景。比如描摹留学生与日人房东女儿的接触，就部分解答了我对于那时留学生何以喜欢娶日本下女的八卦猜想，起码是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想象。小说还塑造了广东乡下一牧师，一位“中西折中主义者”，颇有讽刺喜感：那申牧师每天吃一顿英国式面包送豆腐汤，拿一块不圆不方白洋布蒙盖满是油污的饭桌以“讲卫生”，每天对着老婆和女儿至少说一次他从英国宣教士学来的All right，也不管她们懂不懂;对小学生的管理法是“宽之中带严，严之中带宽”，旧私塾的鞭笞固然不行，但全废鞭笞也不可;对儿女婚事，固然要他们自己情愿，但也要经过父母的许可……这是现代小说为数不多的几个教民形象之一，很稀有，难得还被作家描摹得如此活灵活现，而且申牧师的故事还相对完整，不像小说中有的人物写着写着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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