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景怎么界定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任何一个文化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一项“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如何，发展的趋势如何。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什么形态的音乐会有多少人在欣赏?多少人渴望看《歌剧魅影》音乐剧，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文化设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多少又服务了社区中的高龄人口?
这些基础调查做过之后，社会的文化体质才会像X光下的骨胳一样清楚呈现：资源得到太多的是些什么，长久受到漠视的是些什么，最有潜力发展的又是些什么。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数字管理在文化的领域里和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关键。没有科学的基础调查，所谓愿景的制定犹如瞎子摸象，可能离社会的真实需要非常遥远。我在大陆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伟的博物馆──那是人民的文化愿景吗?博物馆巨大而空旷，里头的文物少得可怜，里头的访客更少得凄凉。博物馆之巨大宏伟，与城市人口不成比例，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准和消费能力，更不成比例。谁，用了人民的钱，去建了那样伟大而荒唐的文化设施?在决定兴建之前，他做过多少科学的调查、数据的整理?
第二个层面是，专家的意见必须渗透界定愿景、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城市的规划，历史建筑的保存，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教育的落实，创作者的培育与奖励，表演团体的扶植，艺文补助机制的建立等等，没有一件不是高度复杂的专业学问。文化决策者必须让学者专家的知识进入到行政体系内部来，作为决策的基础。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人口只有100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重视。英国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25岁以下的创作者，美国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戏听音乐，韩国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人民的创意水准，因为人民的创意水准就是国力的依据。而如何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如何发挥优势，专家的知识研判不可或缺。在台北市文化局的三年半中，我大概亲自主持过上千次的咨询会议，还不算下属各层级官员各自召开的顾问会议。因此当一项政策推出时，它其实幕后经过几十次的专家咨商，有些重大法案，还经过上百次的聆听。因此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已经融入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意见，推出时就已经是一个共识的产物。愿景，就通过这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沟通而产生。
我也目睹某些城市组成无数的专家委员会，然而委员会真正的功能，只是政府的橡皮图章，为官员背书。在这些城市里，文化愿景往往只是技术官僚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想像图。民间的专家学者空自拥有知识，但知识对政府决策不发生一点影响。知识界和政府之间因为没有深度的沟通、辩论和对话，社会也是割裂的，共识不容易出现。而当官员的想像蓝图是错误的时候，他的“政绩”就是人民的灾难。
第三个层面，或许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文化愿景的形成，必须来自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只有参与，可以凝聚社区意识，可以产生文化认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1世纪初此刻的香港。150年来，香港都是一个过渡的地方，人们来这里打拼、挣钱，但是既不付出真情，也不投入承担。欢乐和悲伤，婚礼和祖坟，系在东方的原乡。儿女的未来，托付给西方的异乡。香港，是路过，不是承担的地方。
一次示威游行，赫然50万人上街。走在街上的人们虽然互不相识，也不需要交谈，但是顿时间发现了彼此对这个社会的期待和责任，也意外地发现了一直隐晦不明的集体焦虑和渴望。西九龙计划引发社会的反弹和争吵，表面上看起来闹哄哄，事实上，争吵史无前例地团结了文化界，而在不断地争吵和辩论中，香港的未来轮廓却一点一滴地变得清晰，人们在争吵的过程里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也更明确地看见了共同的“愿景”。
这样的共同愿景，就是文化政策的基础。
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如果有一套文化政策，但是它既没有任何科学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又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专家知识渗透决策，更缺少人民的参与和社会共识，会怎么样?
倒抽一口冷气，我只能说，那就等候灾难降临吧。
我们担心政府对文化无知或者完全漠视，但是另一个极端──政府很可能对文化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而集权集钱用力地去做所谓“文化建设”，后果同样可怕。如果没有科学、知识、共识作为文化政策的三个基础，文化建设很可能是一场打着文化旗帜而进行文化戕害的大破坏。地方政府的首长很可能大兴土木，用纳税人的辛苦钱建起华丽的音乐厅，而事实上根本没有足够的欣赏人口，他也没有计划去培养欣赏人口。工程风光剪彩，首长升官走人，音乐厅就开始长草，养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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