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文化政策为手段促进国力最戏剧化的例子，当然是韩国。受到1997年的经济冲击，韩国从1998年起提出“文化立国”的施政战略，把文化产业列为发展国家经济的龙头产业。1997年制定了《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产业予以激励。接下来出炉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二十一》、《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等;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基金……在短短几年内，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大国。
所以，文化需不需要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多镜头闪过脑海。
我记得，坐在议会闭门的预算审查会议里，反对党提出要删除我所列出的“台北国际诗歌节”的预算。我先解释台北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诗歌节来深耕文学。面对全球，看见反对党的代表面无表情，不为所动。唇舌都焦了。最后，我说：“你们要删这笔预算，得准备踩着我的尸体过去。”议员立即暴跳如雷。
我记得，为了通过《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来保护台北城内的树木，我如何训练公务员去低声下气地和府内每一个工程单位协调，如何派出我的“美女部队”──文化局的女性官员，去议会进行地毯式的游说。
我记得，为了保住一片即将被拆除的老旧社区，用历史记忆和人文价值的观点试图去和工程单位的首长沟通。我记得，在一切努力都被推翻的时候，我如何与长官翻脸。
我记得，在市长亲自主持的闭门会议上，我曾经如何与警察局长观点对立，认为警察荷枪实弹逮捕在酒吧里跳舞的青少年并且容许电视摄影机随行随拍，是违反人权的野蛮政府作为。我记得，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我和劳工局长是如何大声反对市长的消除娼妓政策。“我不会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只为中产阶级价值服务的政府里头做官。”我对市长说。
政府只是泥土
怎么可能不需要文化政策呢?如果没有，政府那个不能被我们信任的大机器里，就缺了为文化把关、为文化发声、坚持文化价值的齿轮。当文化愿景和政策被白纸黑字写进了政府的施政纲领的时候，当文化政策的执行会在选举中被选民和媒体拿出来用放大镜检验的时候，当文化部在政府组织里有一定地位的时候，文化所需要的“地盘”──包括它的预算，它的独立的性格，它的不容侵犯的自由，才开始有了保障。
在独裁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但是，我们在谈的是文明社会，或者说，我们在谈的是任何一个向往文明的社会。在向往文明的社会里，文化政策应该是文明的捍卫者，文明指针的建立者。当国家领袖指着古城下令它变成工业中心的时候，他的文化部长应该大声说，对不起，根据本城《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它不可以成为工业城。当交通部长主张城墙要拆的时候，文化部长可能全力抵制。当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禁某一本书或者警察单位以保护“善良风俗”为名要取缔一场展览或者一个市长要把历史街区交给地产商开发的时候，文化部长可以把厚厚的文化法规拿在手上，说，不可以。
他可以随时拍案而起，掷下帽子辞职。
文化政策重要，是因为它不只要求政府在文化的领域里必须做些什么，它更规范了在文化的领域里政府不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政策，没有法制，那么自由、文化所呼吸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机制把种种彼此矛盾甚至彼此抵消的力道爬梳清楚，对照愿景和目标，画出一条清晰可循的路来。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它不是从上而下的监督、管理，更不是权力的干预、操纵或控制，而是一套机制，有效地透过整合来创造文化发展的最佳条件与环境，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的目的在创造文化发展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它绝对不是，而且不可以是，一套“最高指导原则”，它只是一畦丰润的有机土壤，让人民的创意和想像力能够在土壤上着床，发芽，绽开自由的万种新苗。
政府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泥土，只是让人踩的泥土，民间才是花朵。土是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谁的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是一套聪明的办法去实践一个社会的文化愿景，但是，文化愿景怎么来?你说古迹保存重要，我说开发至上。你说少数族群、低收入人民的文化权必须受到重视，我说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一。你说国际水准的歌剧应该大量引入，我说本土的式微传统艺术才是我们最该花钱的地方。你说前卫艺术值得支持，我说前卫艺术是骗人的，小学艺术教育才是重点。
谈愿景，穷人还是富人的愿景?既得利益者还是边缘者的愿景?统治者还是反抗者的愿景?都会精英还是农村草根的愿景?这些愿景可能南辕北辙，毫无交集。谁说了算数?总统?文化部长?学术精英?还是公民投票?
文化政策的体现，在于资源的分配。受到重视的项目，就会得到资源，迅速发展。那长期得不到资源的，可能就慢慢萎缩，凋零。问文化愿景，其实就是在问，资源放在哪里。一块饼，怎么分，有什么原则可以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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