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自然也意识到这样的弊端。汉中的位置靠北突前，与曹魏只隔一个秦岭，不存在偏安可能。他亲自坐镇汉中，就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益州和汉中是一体，时刻要防备曹魏帝国主义的阴谋，再加上兴复汉室的大旗一竖，可以从心理上杜绝偏安怠惰的心态，时刻保持着紧张感。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两代领导人虽然还秉持基本国策，但进取态度明显不足。蒋琬本来还留在汉中，后来把办公室搬到了涪城（今绵阳市），费祎也是一样，后来长驻汉寿（今广元市），全都在益州境内，保守主义思潮开始兴起。虽然后来姜维强行北伐，但整个国家心理上的怠惰已积重难返，这种政治合力导致姜维不得不避祸沓中屯田，连汉中都不敢留。
可见蜀中因地理环境而形成的偏安力量，是多么强大。
汉中市本名南郑，是整个汉中盆地的治所。南郑这个名字，最早是因为郑国的一部分居民逃避战乱，南逃至此立城而得名：郑人南逃，简称南郑。古南郑城，就在如今的汉台区。汉中南边还有一个南郑县，是后来起的名字，稍不留意就会搞混。
南郑当年虽然是名义上的汉中治所，不过在诸葛亮北伐时期一直没发挥过应有的作用。它的位置其实选得很好，在汉中正中，汉水北岸。西边不远就是沔阳和阳平关，北边正对褒斜道，东边到城固县和洋县可以顺流而下，南边距米仓道的巴山入口二十公里不到。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撤退到蜀中。唯一的问题是，这样防守有余，而进取不足。
前面说了，诸葛亮要摆出的是进取的姿态，所以他选择了沔阳（今勉县）作为办公地点。我们谈到诸葛亮在汉中时，一般说的都是诸葛亮在勉县，而不是南郑。这个等到了勉县咱们再说。
汉中市区并没有什么特色，不过这算是我们从成都出发之后，抵达的第一个大城市。我们四个可笑的城里人，望着繁华的街道眼泪汪汪，恍然回到北京一般。
汉中市内一定要去的，是古汉台（汉中博物馆），这是刘邦封汉王时住的府邸旧址。当然，原来的建筑早就不在了，现在是明清时代重修的，本来是衙门所在，现在改造成了一座博物馆。雕栏朱柱，青瓦黄楹，美则美矣，毕竟韵味差了点，追不回三国古风。哪怕是桂荫堂外的一株皂角古树，也只有四百年之久。不过这也不怪他们，我们这一路考察，真正属于三国时代的建筑几乎没有，大多是明清所建。时光的流蚀，不是人力可以挽留，可发一叹。
博物馆有两处可看。一处是褒斜古栈道沙盘，把秦岭四道、巴山三道脉络标记得一目了然，一望便知蜀道艰辛，胜过一万句言语描述。
还有一处是石门摩崖石刻——汉魏十三品。这是汉魏之间文人墨客在褒河石门两侧摩崖的题词记录。后来石门修水库，这些石刻就被抢救性剥凿下来，移至博物馆内。其中最有名的，要属东汉《石门颂》，这是汉中太守王升为表彰杨孟文开凿石门的功绩所留，六百多字，汉隶精品。初版《辞海》封面的“辞海”二字，就是从这里摘录的。
对我来说，其实另外一块石刻更有吸引力，那就是曹操的真迹“衮雪”。据说曹操打败张鲁以后在褒河游览，看到巨浪从山中澎湃涌出，拍在河中巨石上撞得粉碎，银花四溅，翻滚状如溃雪，遂在石上题词“衮雪”。随从提醒少了三点水，曹操一指河里，说：“这不是水吗？”
这故事有点民间传说的味道，不过这两个字是曹操真迹，历代似乎没什么疑义。我不懂书法，只觉得这两个字圆滚滚的，憨态可掬，有点像两头白狮子。再看介绍，原来清代也有人这么评价过：“昔人比魏武为狮子，言其性好动也。今见其书如此，如见其人矣！”居然与古人暗合。
“衮雪”旁边还标了“魏王”二字，是清初补刻上去的。这就糟践东西了，曹操去汉中征张鲁时是建安二十年，爵位还是魏公，次年才封了魏王。甭问，这补刻之人一定是《三国演义》看多了。
汉中市里还有一处三国景致，是马岱斩魏延的古虎头桥。现在桥已经不在了，只在文化广场西侧的万宝商厦底层立了个仿汉黑石碑亭。碑亭门口有楹联一副：“虎桥往事明月知，汉水长流太守名。”楹联写得很一般，连上仄下平的规矩都没搞明白。碑亭内的空间局促，两边全是各类小摊贩，挤得水泄不通，乱哄哄的完全不是寻古鉴赏的环境——当然，也没什么好鉴赏的，大厅里有碑五块，中间一块上书“古虎头桥”和“汉马岱斩魏延处”，是民国重立的，已经算是最古的一块，其余都是现代仿古文物碑，还有墙壁上刻的《三国志·魏延传》，等等。
这地方到底是不是马岱斩魏延处，已无可考。目前能见到最早的记录，是乾隆年间的地方志，可信度能有多少，实在不好说。我倒宁愿这地方不是。
魏延被马岱斩后，杨仪踩着他的脑袋，得意扬扬地说：“庸奴，复能作恶不？”然后夷了魏延三族。每次我读到这一段，都由衷地感觉到恶心和心疼。
至于吗？至于吗？至于吗？
魏延何曾有过反心，那完全是文官集团联手搞出来的一起冤假错案。诸葛丞相临终前的遗命，大概只是想制衡一下这头烈马，结果被杨仪、费祎、蒋琬、董允等人借题发挥，前后配合，加上魏延本身性格上的缺陷，彻底做成了一桩反叛案。蜀汉后期唯一一位进攻型将领，就这么死了。身死不说，在成都武侯祠，左右两列陪祀大臣，也没有魏延的份儿。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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