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笼罩全书的意象，那本厚大的词典，以及“英格力士”这个作为书名的符码的意蕴，表达力度都还欠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英格力士”的文化魅惑力，主人公对这一在当时尤具魔鬼特性的魅惑的内心反应，应该有更细化的揭示。这是我未能感到满足的地方。
但我对整部作品的叙述策略，或者说叙述语调，或者根本就不是先理性地加以设定，而
是从内心里汩汩流淌出的叙述情调，非常地满足。
这正是我所渴望的，也是我打算向读者推荐的。
那贯穿全书的情调，就是忧伤。
有评论家指出，书中英语教师的形象浸泡在仁慈的情怀里，仁慈是高贵的品质，而高贵的品质常需借助忧伤的情绪加以提升。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暴君一旦忧伤，那么或者大赦政敌，或者暂放屠刀。而卑微的存在一旦不知忧伤为何，也可能做出极其残暴的事情来。
来来来，来读《英格力士》，享受忧伤。在这本书的第53页，作者，也应该就是小说里的“我”，叙述到那位英语教师时这样写道：“我常问自己：在记忆里，每当面对他的微笑时，为什么你总是伤心？”这是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能够忧伤，这人就有福了。
当今世道里，许多人忧而不伤，愁而不伤，恨而不伤，怒而不伤，伤感成了稀罕的生命情绪，正因为如此，《英格力士》具有上个世纪德国史托姆《茵梦湖》那样的适时出现的魅惑力，它能提醒国人：你为什么不懂得忧伤？
忧伤催人忏悔，忧伤促人宽容。忧伤如果不能洁净世界，起码可以洁净自我。
一位去世多年的文化界前辈陈荒煤——我不知道如今的年轻人还有几位能知道他是谁，但他在上个世纪曾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对我说过：“我最不喜欢‘淡淡的哀愁’那样的提法。”我不知道“淡淡的哀愁”是谁的提法，但我听到这个提法一点也不反感。陈荒煤年轻时候是位小说家，其《长江上》一篇曾产生影响。他送了我一本“文革”后新印的小说集，读《长江上》，我读出了淡淡的哀愁。他最后一篇小说题目叫《在教堂里歌唱的人》，尽管他努力地从其文本里剔除忧伤的因子，令其弥漫着豪迈的革命强音，但他那题目就仍然还是引出了我这个读者的淡淡哀愁——就写小说而言，他真是退步得太快了。他没有“身后有余忘缩手”，随着革命的进程，他缩手不再弄小说，成为了主管电影的一位文化官员，但还没等到“文革”正式开始，他就因支持拍摄《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大毒草”而被揪出批判，后来更身陷囹圄，直到“四人帮”倒台才恢复自由并回到文化中心。我跟他结识时，他一定是已经深谙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道理”——就人类诸般情绪而言，若加以政治判断，则忧伤绝非革命所能容纳的情绪，“眼前无路想回头”，作为一个过来人，他是语重心长地教诲我：莫与“淡淡的哀愁”为伍——危险！止步！
但我却改不了喜欢忧伤的脾性。这句话你也可以视为自我表扬。当然，忧伤并不能都归结为“淡淡的哀愁”，忧伤情绪也是多元的，非常复杂，相当诡谲。现在谁也不至于因为忧伤、因为追求“淡淡的哀愁”而挨批受罚了，但这一脉情绪因子却成为了稀有，像王刚这样整本地以忧伤述之的长篇小说，似乎也很稀缺。
《月亮背面》现在来看仍不过时，但那个文本里没什么忧伤。《英格力士》能够忧伤，
我以为是成熟的表现。读这本书而能欣赏忧伤，我以为能接近或进入高贵的心灵境界。
或许会有人问：倘若作家们都忧伤起来，以至影响得社会上也忧伤过甚，那时候你还会激赏忧伤吗？我也会的。因为一种东西忽然变成了一窝蜂、一股潮，那也未见得就是供应过甚，那里面一定会有大量的伪劣品，而从大量伪劣忧伤的乱象中识别出真忧伤来，再进行深度鉴赏，其审美愉悦一定会更加浓酽。
世道真有可能会发展到连真忧伤也过多了，那又怎么样呢？我从不回答预言性问题，我对《英格力士》的感想也就说到这里为止。goodbye!
跟陌生人说话
父亲总是嘱咐子女们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尤其是在大街、火车等公共场所，这条嘱咐在他常常重复的诸如还有千万不要把头和手伸出车窗外面等训诫里，一直高居首位。母亲就像安徒生童话《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里面的老太太，对父亲给予子女们的嘱咐总是随声附和。但是母亲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这一条上却并不能率先履行，而且，恰恰相反，她在某些公共场合，尤其是在火车上，最喜欢跟陌生人说话。
有回我和父母亲同乘火车回四川老家探亲，去的一路上，同一个卧铺间里的一位陌生妇女问了母亲一句什么，母亲就热情地答复起来，结果引出了更多的询问，她也就更热情地絮絮作答，父亲望望她，又望望我，表情很尴尬，没听多久就走到车厢衔接处抽烟去了。我听母亲把有几个子女、都怎么个情况，包括我在什么学校上学什么的都说给人家听，急得我直用脚尖轻轻踢母亲的鞋帮，母亲却浑然不觉，乐乐呵呵一路跟人家聊下去；她也回问那妇女，那妇女跟她一个脾性，也絮絮作答，两人说到共鸣处，你叹息我摇头，或我抿嘴笑你拍膝盖。探亲回来的路上也如是，母亲跟两个刚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去的女青年言谈极欢，虽说医学院的毕业生品质可靠，你也犯不上连我们家窗外有几棵什么树也形容给人家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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