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予基本肯定的：孝感天地（虞舜耕于历山，养活全家）、鹿乳奉亲、单衣顺母、卖身葬父、行佣供母、怀橘遗亲、闻雷泣墓、盗蚊饱血、尝粪心忧、乳姑不怠、弃官寻母
可以全盘肯定的：为亲负米、亲尝汤药、拾葚供母、扇枕温衾、扼虎救父、亲涤溺器
不可视为迷信，可以找到遗传学与心理学依据的，富有浓烈人情味的：啮指心痛（曾参采薪山中，家有客至，母无措，望参不还，乃啮其指，参忽心痛，负薪以归，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至，吾啮指以悟汝尔。）
据他这样一算，因为反人道而纯属糟粕的只有一例，只占5%；含迷信观念和低级趣味的加起来五例，占20%；能够肯定的，即在今天仍可作为协调代间关系的"可利用资源"的例子，竟有"十八孝"之多，占到75%，即四分之三！
对这位大学生的研究，我始而愤懑气结，继而摇头叹息，末后我对他说："当年鲁迅先生，还有一批五·四运动的健将，他们对那支撑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旧礼教、旧道德、旧书旧文，真是怀着深仇大恨啊！他在《狂人日记》里借主人公的口说，几千年那超稳定状态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仔细看去，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写《二十四孝》一文，是1926年了，而且整个《朝花夕拾》的文本，比《坟》、《呐喊》已经平和多了……但鲁迅先生已然彻底全盘否定掉的东西，你现在怎么能这样毫无心肝地去……搞什么定量分析，捞取什么可利用资源啊？！"
大学生只是望着我微笑，倒很有点"二十五孝"，不，"十九孝"的劲头，他耐心地对我说："鲁迅当年对封建礼教的那些批判，其文本价值永存。他的那种片面，是时代激情的片面、进步的片面，应当理解，并充分肯定。你们那一代人，对凡是带旧字的事物，旧社会、旧中国、旧文化、旧文人、旧事物……的反感，也确实是值得尊重的认知和情感。但是时过境迁，我们这一代人，必然要产生新的思路，而且，我们在追逐最新潮的事物，特别是外来——又尤其是西方——的种种最新的学术时尚与生活时尚的同时，也把离得越来越远的、旧而老的东西，当做最有趣的事物，从中捞取可利用资源……光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你看现在《老照片》那样的书卖得多火，而我们，最年轻的一代，是最大的购买阅读族群……您为什么还不明白呢？"
2
我为什么还不明白？
大学生走后，我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了很久。
我重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一文，发现他那文章开头起码有上千字是且顾不上斥《二十四孝》，而是切齿有声地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甚至于说："只要是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谁算白话的谋害者呢？我一时还想不出来，但反对白话者，那可是一下子能想出一串来：林琴南、辜鸿铭、陈寅恪、吴宓……
现在大家虽然一提起鲁迅都是异口同声地表示崇敬，但是他对反对白话者的那种深仇大恨，究竟还有几个后人将之视为"可利用资源"呢？
相反，现在像我上面所提到的林、辜、陈、吴诸位，都出了新版的文集或专著，关于他们的传记、论说也层出不穷，热闹得很，而且正面评价如潮涌动，蔚成一时大观。而"五·四运动"时为推行白话文鞠躬尽瘁的健将，如钱玄同、刘半农等，真是萧条得很，他们的书有几本重印了？销得动吗？谁热心为他们立传、对之研究考评？甚至一些专业与其无关的大学生，简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干什么的人。
陈寅恪对白话文的态度是最决绝的。他1949年"陆沉下的抉择"，是留在了内地广州，一直活到1969年，却始终不用白话文写作，并且不允许把他写的书用简体字、横排本印制。1996年一家出版社出了一套"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共收入20位学界泰斗的集子，编印都很严肃认真，我得到一套，其中陈寅恪一册使我对这位自关于其"最后20年"的传记出来后，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字而蜚声知识界的大学者，有了更多的了解，感到弥足珍贵。可是，不久就看见某报上刊登出了出版这套随笔大系的出版社的道歉声明，事情的起因是陈的遗属重申，绝不允许以简体字、横排本方式印行陈的任何文字。该出版社并表示将已印行的有白话文序跋、注释，并以简体字、横排本印制的陈的随笔集加以封存、销毁。
陈寅恪的名字和他那"十字箴言"，现在是任何一科的大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已成为常识范畴里的东西。白话不白话，如今已然完全不在眺望他那道风景的考虑之中。
3
是的，离得远了，当时是非谁管得？时间的筛子所留下的，只是现在时刻人们眼里的一道风景。
我1985年买到一册上海书店印行的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除了加上一个套封，基本上是"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增订本初版"的原样。那影印的原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裙裾下露出三寸金莲的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光是《桂花蒸阿小悲秋》那样的标题，就让我觉得无比新鲜。但是，一位比我大20来岁的同行对那本书便怀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为什么反感？其实，张爱玲在那本书开头《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已有所透露："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辩白，但是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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