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罪与罚》里，他更表达出"双被"者也应有面对自己灵魂、勇于救赎的精神，那样的一种令人不能不掩卷深思的沉痛吁求。陀氏有时也把富人当做作品的"一号角色"，比如《白痴》，当然那主人公梅斯金公爵是一个富人中的异数，他无论是在贫穷状态下，还是在突然获得大笔遗产暴富之后，都始终保持着孩童般的水晶心，这恐怕是作家以一己的理想虚拟出的人物，但因为该作品的叙述技巧很好，这一人物居然也还血肉丰满，有相当的"蒙蔽性"。不过统观这部作品，最令读者心灵颤栗的，可能还是那个退休将军的儿子，相对贫穷而不甘贫穷，在金钱的利诱下，灵魂如同麻花扭动般痛苦的、给害过自己父亲的现任将军当秘书的加利亚，陀氏对他的刻画真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陀氏创作的最高峰是《卡拉玛卓夫兄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把一个最颟顸卑污的灵魂，给了一个似乎是几个主要人物里最穷、并且乍看上去也最符合"双被"标准的、老卡拉玛卓夫与最污糟的女性在最不堪的情景下所生下的那个私生子，陀氏是在引导我们超越贵贱贫富，去痛苦地探究人性的永恒秘密么？
要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割除腐败、组织好社会生活，使"双被"者不再"双被"，使为富者能仁，贫穷者能脱贫，说实在的，文学，加上其他的艺术门类，甚至再加上学术界的研究探讨，恐怕铆足了劲儿，所能达到的实效也毕竟有限。就文学而言，它的本性，恐怕还不是救世，而是净魂。这净魂的含义里，也不仅是灵魂的拷问与救赎，还应有生命诗意的开掘，与文字美感及丰富象征的营造——如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达到的。陀氏的作品里有一部《恶魔》，曾把旧俄的革命家们气了个仰翻，因为在那部作品里，陀氏把口称为民请命的革命精英，刻画为虚伪的权力欲者，这部作品在"十月革命"后很久都不能再版。这件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悟到，文学家的站在"双被"一边，那思路、方式与终极诉求，是可能与要彻底清洁世界的革命家很不一样，乃至发生抵牾的。
反省自己，在近20年的社会风云变幻中，也有踮起脚尖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跑动，以至瞎跑了步子的情况，但由于自己在大格局里越来越边缘化，也就越来越没有害怕"落伍"的焦虑，因此也就不再踮起脚尖喘吁吁地随潮，并在一再思考中，渐渐选定了自己的文学站位——落下脚跟，立马遍体清凉。当然，由于自己的青春期里没赶上好时候，自己运气又不好，学养见识都比较欠缺，尤其是，最根本的，自己的灵气可能先天就未必上佳，加上年龄逼近了花甲，在这个选定的站位上，究竟还能写出些什么文字，不敢自诩。只能对自己说：努力！同时，把自己的有关思考，写出如上，或许对某些人也还有些参考价值吧。
远看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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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学生来找我,说要讨论《二十四孝》的问题，我吃了一惊。1949年才七岁的我，生长在红旗下，没有念过旧式私塾，后来又经历了一波汹过一波的政治运动，到24岁时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被席卷于"破四旧"的狂飙之中。那以前，没读过也从未想去读《二十四孝》，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才头一回读到过完整的《二十四孝》。我青年时代对《二十四孝》的了解，是通过鲁迅先生的著作，他那《朝花夕拾》的集子里，有一篇是专门抨击《二十四孝》的，但他那文章里并没把二十四个宣谕孝道的故事引用完全，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不知道那全部的孝子究竟都是哪些人、做了哪些事。
来找我的大学生当然也读过鲁迅的那篇文章。他对我说："鲁迅先生那个时代写那样的文章，可以理解。但那文章是片面的……"我强耐着性子听他把话讲完。据他说，鲁迅先生最反感的两例，"郭巨埋儿"确实是百分之一百的糟粕，哪有为了保存老的消灭小的这样的道理？不要说人类，就是一般生物，为了种的遗传，总是要舍老扶小的。另一例，"老莱子娱亲"，鲁迅先生也指出，最早《太平御览》所引的记载，是说他"常著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这虽多少有些肉麻，但事情的本质是随机应变，似乎也不必对之深恶痛绝。后来元代郭居敬编写《二十四孝》，将其发挥为"诈跌仆地"，鲁迅先生因此才痛斥道："无论孝顺，无论忤逆，小孩子多不愿诈作……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另外，宣扬迷信的"哭竹生笋"和"卧冰求鲤"，也遭到鲁迅先生的抨击嘲讽。
那位大学生说，他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二十四孝》的。所谓"孝"，指的是年轻的生命关爱老龄的生命。当今的人类社会，进入了"亚高龄社会"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全人类此前的有关"长幼协调"的文本，皆可作为借鉴的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二十四孝》是列为首批选用的"可利用资源"之一。他说着拿出一张单子给我看。原来，他已从统计学入手，将《二十四孝》里的二十四例"孝行"，分类排列于下：
应予完全否定的：郭巨埋儿
意愿可取，而事例的成功几率奇低，属于宣扬神迹迷信的：涌泉跃鲤、哭竹生笋、卧冰求鲤、刻木事亲
出发点可取，而沦于低级趣味的：戏彩娱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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