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老师很快就摆上了满满一桌子的川菜。这样高超的手艺，在大学教授里真是罕见。姚老师说，既然是学生物的，对饮食和保健就分外关注。我们一边吃，一边对饭菜的味道赞不绝口。
吃过饭，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两位老师聊起人生中的风雨，感慨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那个时代的闸门，在他们的肩膀上留下了相同的印记。他们共同经受了红太阳的灼伤，他们共同反抗过那些实施精神奴役的企图。他们以青春和自由为代价，换来了人格相对的完整。
正在这时，我的传呼机响了。我掏出来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宁萱小姐，请您回电话。"
这是我的传呼机上第一次出现宁萱的痕迹。我躲到阳台上去拨通了宁萱留下的电话，是那个我熟悉的手机号码。
"廷生，你在学校里吗？你猜我现在在哪里？"她的声音，我只听过一次，我的耳朵却已经与她的声音建立起了神奇的感应。那充满磁性的、有水晶的质地和苹果的香味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她的顾盼、她的轻颦、她的小小的顽皮。
"你在公司里？在家里？还是……"
"都不是！我想你一定猜不到，我现在就在北京！"她在电话的那一边得意地笑了。看来，她早已经策划好了要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
"真的吗？你在哪里？我马上来看你！"我激动得手都有些发抖了，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
"我是跟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来办事的，我们住在长城饭店。白天还有很多工作安排，我晚上到北大来见你吧。"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呢？由你来定吧。"我有些迫不及待了，但又知道，还得保持一点"含蓄"。
"那么，六点，在北大南门怎样？我办完事以后立刻赶过来。"宁萱说。她感觉到我的焦急，她在安抚我呢。
接着，她又有点不放心地问："你能从人群中认出我来吗？我的身上可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好吧，我要考验考验你，看你的眼力如何。"
"我想，我应该可以认出你来。我们之间不是有'心电感应'吗？我们肯定不会'纵使相逢应不识'的。"我毫不迟疑地说。我说话的时候，仿佛就已经看到一个女孩向我走来，一个模糊的身影，穿越旷野，穿越森林，向我走近了。
于是，我们就这样快言快语地约定了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六点，北京的天已经是半黑了。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刻。
还有几分钟，我正准备出发，传呼机响了。是宁萱的留言："我已经到了北大南门，请快来。"
我从宿舍骑着自行车赶过去。南门是北大的正门，虽然土头土脑的，新添加的灰色大理石门匾好像是墓碑，但它好歹也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一般与陌生的朋友第一次见面，我们都会约在这里，即使是不熟悉北京的人，要找这里也很容易。
刚刚过了一次奢华的国庆节。不知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对某些整数有一种没有理由的虔诚心态。今年是国庆五十周年，于是人们受到了这个莫名其妙的整数的支配。北大也不例外，南门口摆设了巨大的花坛和彩灯，即使在夜晚也照得四周金晃晃、闪亮亮的。这种张灯结彩的派头，倒显得这里不像是一个安谧的校园，不像是一个书声琅琅的学府，而像是衙门和官府。
我到门口，下了车，推着车出门。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我四处张望，她在哪里呢？
此时此刻的南门，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这里等待朋友的人很多。忽然，我发现西北角站着一个女孩，高挑的个子，短短的头发，清秀的脸庞，穿着黑色的短大衣。右肩背着一个小挎包。
因为逆光，看不清楚她五官的容貌。
她静静地站着，像一棵春天里的树，长在清澈的溪水边上，叶子茂盛而柔软。
她不像周围的人那么焦急不安、走来走去、甚至不断地看表。她胸有成竹，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一站便是一朵脱尘的莲花，一站便将时间定格下来。她知道她所等待的就在眼前。
我一眼就发现了她。她是不是宁萱呢？
我感觉到，她很可能就是宁萱。但我不敢直接上去询问，犹豫了片刻，我还是采取保守的办法：掏出手机，拨响了宁萱的手机号码。
刚刚拨通，那个一身黑衣的女孩就径直向我走过来，像一片云。走到我身边，她微微地把头向我这边倾斜了一点，敞亮出温柔的笑容，轻声地问我："你是廷生吧？"
我切断手机，抬起头来，看见她的笑容，里面像水池一样装满调皮而灿烂阳光。她包里的手机正在唱歌，是约翰?斯特劳斯《蓝色的多瑙河》的曲子。蓝色的水花似乎溅到了我的手腕上。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向她点点头，收起了手机。脸一下子就红了。
她就是宁萱。
这是与她打的一个照面。像是一出经过排演的戏剧，男女演员都如此熟悉对方的台词和动作。
看上去宁萱像是一个大一的小女生，而不像是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白领。她留着短短的、像小男孩一样的头发，不是我所想象的长发飘飘的样子。
在她那浓浓的、直直的眉毛下面，黑白分明的眼睛特别亮，像星子在闪烁。她的个子很高，差不多跟我一样高，因为我的眼睛平视着她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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