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葡萄园
她那轻柔的声音，在浓郁的烛光之中流淌着。我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让全身的毛孔都尽情地张开。像千百双眼睛。让这千百双的眼睛来捕捉波浪的声音。又像千百双耳朵……
一、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
昨天，生物系的老教授姚仁杰先生约我今天去他家中吃午饭。
刚认识不久的姚老师是一位"奇人"，我们的认识也颇有些机缘。
一九九八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厚厚三大卷的《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运动》，三卷分别名为《原上草》、《荆棘路》、《六月雪》。钱理群先生为此书作一篇长序《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在序言中，他给予这些事过境迁的"右派言论"以高度的评价。尤其是当年受到迫害的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们的言论，更触发了钱先生的感情和思索，因为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那些思想和言论超越了它们的时代，或者说，是时代落伍于那些鲜活的思想和言论。我更赞同后一种说法--他们太优秀了、太高贵了，邪恶如此嫉恨他们，黑暗如此恐惧他们。
双方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
于是，那些最优秀的人们，正要展翅高飞的时候却被残酷的命运突然折断了翅膀。这个性格乖张的民族，千百年以来，总是以折磨和消灭自己的精英人才为荣耀，总是以不断地走弯路为骄傲。
钱先生在文章的末尾写道：
"今天重读这些在特定历史情景中写下的文字，我无意在谭天荣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坚守，和刘奇弟的'正视现实'与返归平凡之间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我只相信这都是人所有的真实的选择。而且我怀疑他们所生活其中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中国的现实能允许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选择。因此，我关心，并且想要追寻他们后来的行踪。我要高声呼喊--
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陈奉孝，钱如平，王书瑶，岑超南，蒋兴仁，徐克学，陈爱文，江文，龙英华，姚仁廷生，庞卓恒，朱庆圻，杜家蓁……，所有'右派'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这几十年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北大百周年校庆时，你们回来了么？作为真正的北大人，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北大，以至整个中国，都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这篇文章最后注明"写于燕北园"。这是钱先生写文章的一个小小的习惯。
大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细微的"线索"，终于引来了他所呼唤的那些名字深情的回音。
钱先生提到的那些"右派"中，有一位名叫姚仁杰。一九五七年，姚仁杰是生物系年轻的助教，是著名生物学家张龙翔教授的得意弟子，他事业的风帆刚刚拉开。大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一篇《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的文章而被打成"右派"。
暴风骤雨般，姚仁杰与那些北大最优秀的人才一起，被驱赶出校园，强行扭送劳动教养。从此，他失去了二十年的人身自由。后来，姚仁杰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又回到了北大。"前度姚郎"以自身卓越的学术成就，再次在北大站稳脚跟。他是当年被赶出北大的六百名"右派"中，又昂首挺胸地回来的那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之一。
他敏锐的思维还在，他充沛的激情还在，他爽朗的笑声还在，然而，他的青春岁月再也追不回来了。
姚仁杰看到了钱先生的序言，看到了最后那心灵相通的校友深情的呼唤，又发现文章最后注明"写于燕北园"，他大吃一惊--原来，他自己就住在燕北园。燕北园位于颐和园边上，是北大老教师比较集中的一个居住小区。
姚仁杰放下书，立刻去居委会打听钱先生的楼号、房号和电话号码，他多么想马上就见到作者，回应作者的呼唤。很快，两位老师联系上了。两颗响当当的"铜豌豆"撞击出了闪亮的火花。
一个是下放贵州穷乡僻壤十八年的文学研究专家，另一个是在劳改农场挣扎了二十年的生物学家--他们共同承受了这所学校、这个国家的苦难。
他们曾经天各一方，却又神奇地重逢在一个园子里。
姚老师读过我的处女作《火》，也知道在校庆的高潮中我因为这本书而受到的种种压力，他还在会议上向校领导仗义执言--北大如果连一名青年学子的批评都容纳不了，还有什么资格在未名湖畔树立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呢？
姚老师知道我与钱先生来往亲密，便通过钱先生打听我的有关情况，并提出想跟我见面。
上个月中旬的一天，当我和摩罗一起到钱先生家时，钱先生就打电话请姚老师来一聚。初次见面一交谈，我才知道姚老师也是成都人，我们是老乡。老乡见老乡，自然是倍感亲切。
姚老师已经是七十古来稀的年纪，却还精神矍铄，满头黑发，声如洪钟。磨难不仅没有毁坏他的身体，反倒让他的脊梁像铁板一样压不弯。他的性格开朗乐观，一讲话便滔滔不绝。他的目光锐利澄澈，还保持着孩子般的真诚。他说他就是关汉卿笔下的那颗永不屈服的"铜豌豆"。告别的时候，姚老师热情邀请我们有空去他家做客，他亲自下厨做川菜给我们吃。
过完了国庆的假期，姚老师来电话，约我们今天中午去他家吃饭。上午，我与摩罗、杨帆夫妇到了姚老师家，钱先生早已到了。而姚老师从一大早开始就在厨房里忙碌着，一头的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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