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童年时候外婆家的小院子，那个小院子曾经就在瘦西湖的边上。屋檐下的青苔上有我鞋子的痕迹，木梁上的燕子窝中有时落下一两片羽毛。可是，在几年前的房地产开发热中，这个可爱的小院子被粗暴地拆除了，连同我童年温软的记忆。
我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太喜欢了，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黑色的。以至于同事对我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总是穿着冰冷的、压抑的黑色？好多次，面对这样的询问，我笑而不答。心中却隐隐作痛。
黑色是内敛的、是悲哀的、是冷静的、是坚强的。记得一篇小说中写道："很多有伤口的女人，只穿黑色的衣服。因为这样不容易让别人看到疼痛。"这也是我的原因啊，我不愿意让旁人窥视到我的内心世界。黑色是一道藩篱。
"骨纵相思当寸断，禅心难付剑与萧"，我让自己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一分距离。像一只定格在琥珀中的小昆虫，凝固，但是安全。
读那本名叫《火》的书，也有好长一段日子了。书中那些刚强的句子打动过我，更打动我的却是那些柔弱的句子。手边没有书。我当时读的那本已经很破旧的书，并不属于我。读过之后，我也不想去书店买一本新的。因为，读过之后，这本书在"精神"的意义上就已属于我了。书里的好些句子我几乎能够背诵下来，我也能够感受到作者写作它们时的心情。它们让我如此牵肠挂肚。
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外面都下着雨，天色灰蒙蒙的，像《红楼梦》里面那些让作者和读者一起哭泣的、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章节。
此时此刻，我想起《火》中那些忧愤的句子。在北国的风沙中，他有冲冠的怒发吗？
我相信，他有。他更有一颗忧愤与感伤的心。
我给他写信的时刻，不是我有意挑选的，却恰好是一个孤独与哀痛交织的时刻。他一定跟我一样需要安慰。他身边有安慰他的朋友吗？
我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然而，有过一本并不属于我的、他写的书就足够了--从"物质"的意义上来说，那本书我仅仅拥有过一天(更准确地说，一个夜晚)的时间。
下午，下班之前，我做了进公司以后唯一的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情：我把这封用一页便签写就的短信，放进一封特快专递里，填好他的姓名和地址。在吩咐秘书寄出一大叠商业信件的时候，把它混在"公家"的信件中发了出去。因为我实在怕自己没有勇气走到邮局亲手投出这封突发奇想的信。
他的文章显示，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那么，地址就简单地写上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不知他能不能收到？
那座湖光塔影的校园让我魂牵梦绕。中学时，我曾经没日没夜地切慕了它六年。可惜，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踏进去。就因为高考没有发挥好，差了几分。造化弄人，我像一枚蒲公英一样，不情愿地飘落到西湖边上的那座校园里。"暖风熏得游人醉，西湖歌舞几时休"，西湖美则美矣，却不是一个念书的好地方。大学四年，浓浓的失落感一直伴随着我。
毕业后，渐渐忘却了有关校园里的一切。照片都是会褪色的，记忆也一样；花朵都是会飘落的，梦想也一样。
他的出现，重新勾起我昔日的梦想和创伤。他属于那座校园，那座蔡元培和鲁迅的校园，那座"五四"青年的长衫和白围巾飘飘荡荡的校园，那座在血与火中青春永在的校园。那座校园已经成为史诗，成为纪念碑，成为神话。
北大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一所大学。
我有些嫉妒地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啊。
他能否收到这封信，在我的信写完以后，已经不重要了。
写信是对虚无的一种反抗。但写完以后，我宁愿忘记它，让它像一个梦一样在我的生命中消失。
举重若轻。
正如《世说新语》中那个有名的"雪中访戴"的故事：东晋名士王子猷住在山阴的时候，一个大雪漫天的夜晚，起床对着雪景喝酒，喝到半醉，突然想起了著名的隐士戴安道，便连夜乘坐小船去看他。到了戴宅的时候，天色已亮，王子猷没有去敲门，却命令船夫开船回家。船夫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我很喜欢这个古老的故事。长袖飘飘的王子猷、鹅毛般的雪花、披着蓑衣的船夫、划在溪水中的木桨……我要是画家，我会画这样的一幅神韵流动的水墨画。
那么，我也来学学王子猷？
可是，明天我还得去上班。睡吧，睡吧。
今天的日记写得太长了。
三、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从校园里"失踪"了四天，重新回来，校园依然如一潭死水。只有"新东方"的课堂里依旧是拥挤不堪的人群。
走进图书馆，我还是去五楼的那间港台文献中心，翻阅那套台湾印刷的、庞大而精美的"近代文史资料"。这套书中的很多珍贵史料，外面都很难见到。我打算花上一年的时间，把这套书大致浏览一遍。庄子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每当我走进图书馆的时候，就会有同样的感慨。
这间阅览室少有人来，我独自躲在角落里，一个上午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窗外杨絮飘飘，如同六月的飞雪。读书读累了，就抬起头来观看一会儿满天飞舞的杨絮。每片杨絮都是寂寞的，找不到方向。它们与人一样，不由自主地在空气里飞翔，然后飞落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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