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难受，我写不下去了。
请原谅我在这不该终止的地方，暂时中止我的这封信吧。
你的宁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九、廷生的信
宁萱：
回忆是痛苦的，但是我们必须回忆，并且在回忆中反思。否则，我们可能再次重复上一代和上几代人悲惨的命运。
你的信戛然而止，像是弹琴的人因为太投入，突然将琴弦弹断了。
我经常思考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悲惨命运，你爷爷正是他们中的一员。
半个世纪以来，对文化、艺术、科学、知识的蔑视、冷漠乃至敌视的态度，成为我们生活中每天都在呼吸的空气。
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是在北京的中学里发明了剃阴阳头、挂黑牌子、以皮带抽打，而那些施虐者仅仅是年龄在十八岁以下的中学生。过去，有人用单纯和无知来开脱他们的罪行。事实上，单纯、无知往往与谦卑、温和联系着，单纯与无知并非打人的"依据"。那些迫害者们想方设法、挖空心思来从肉体上、精神上折磨受迫害者，他们并不单纯，也并不无知。
问题的实质在于，在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中，恨取代了爱、斗争取代了和平。那些现代人类生活的基本的、共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在我们这里却极端匮乏。
在我看来，爷爷的自杀，与王国维的自杀有着相似的意义--尽管王国维是一代文化宗师，而爷爷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生物教授。他们都是为尊严和信念而死的。
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为改善我们的"空气质量"做一些努力呢？
宁萱，我愿意听你接着讲你的爷爷奶奶的故事，我也愿意给你讲我的爷爷奶奶的故事。
我的爷爷刚三十岁就离开了人世，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比你的爷爷还要不幸。
我的爷爷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他没有念过一天的书，也不认识一个字，他像千百万农民一样，生老病死，都在方圆几十里的一块土地上。他一辈子都没有去过省城，据奶奶说，就是县城他也仅仅去过有限的几次。
爷爷来到这个世界，除了留下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留下一贫如洗的家之外，就什么也没有留下了，甚至没有一张照片。他像一滴太阳下的水珠，不知不觉就消失了。
爸爸是遗腹子，他一出生就没有了父亲，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父亲，他不知道父亲的长相。而大伯和姑姑年纪都还小，他们也逐渐记不清爷爷的长相了。
奶奶呢？守寡半个世纪的奶奶呢？半个世纪的时光逝去之后，她对丈夫、对那个三十岁的年轻的丈夫，还能有怎样的记忆？清晰还是模糊？温热还是淡漠？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写在书本上的"历史"跟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那些"伟大"的战争，对他们来说，除了恐惧之外，没有别的意义。
一个又一个的政权湮没了，又兴起了。他们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他们照样承担着沉重的赋税--自从城市诞生的那一刻起，城市就像吸血虫一样贪婪地吮吸着农村的血、农民的血。农民从来都没有闹明白：上天赋予他们的土地，为什么却要向人间的帝王缴纳巨额的赋税？
而今，我们都蜕变成了城市里的人，我们究竟应该感到幸运，还是应该感到耻辱？
一个旧政权的即将灭亡，一个新政权的即将建立，像一阵风吹过水面一样，波纹过后，一切依旧。该种田的还得种田，该养牛的还得养牛。老百姓不知道究竟谁在紫禁城里坐天下，只关心这一年是不是风调雨顺。
一九四七年，历史书上描述它是血与火的年份，一个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年份。
我翻开编年史，上面记载着这样一系列的"大事"：
一月一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
二月二十八日，台湾"二?二八"起义爆发。
五月，各大城市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六月三十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揭开了共产党军队战略进攻的序幕。
七月二十二日，美国魏德迈"访华考察团"来华。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
从这些五花八门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已经是止不住的颓势，而共产党正在勃勃兴起。
中国的新纪元即将开始，幸福生活指日可待。诗人们写作的全部是快乐的诗篇，他们简直要把肚子笑炸了。但是，对于爷爷奶奶和他们的茅草屋来说，这一年却意味死亡与哀痛，这一年是暗无天日的一年。
那些惊天动地的"国家大事"统统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暂时还看不出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国家"、"民族"的记忆是虚幻的，只有个人的记忆是真实的。
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天，卡夫卡在日记中却毫无记载。他依然在描述自己琐细的日常生活，洗澡，吃饭，睡觉。战争的硝烟还在远处，政治家们许诺的胜利以及胜利以后的幸福在更远处。
宁萱，请允许我把眼光从编年史中转移开来，转移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农民家中。
那一年的春天，爷爷正在田里耕作，突然肚子一阵剧痛，黄豆般的汗珠涌了出来。邻居们把他抬进屋里，还挺着大肚子的奶奶慌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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