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脸色发白，浑身发抖。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几十个人，汗水从额头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大家谁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偌大的教室安静得像一个坟墓，大家听见张脸上的汗水掉在地上的声音。
两个身材高大的学生头领站起来，他们像老鹰拎小鸡一样拧着张的衣领，把他拖出去了。张神情恍惚，像是患了梦游症的病人，他没有挣扎，也没有辩解，仿佛被拎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
紧接着，另一个学生头领上台宣布，刚才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他们决定立即向公安局报案。在公安人员到来之前，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准离开。公安人员要向大家询问情况。
半个小时以后，警车呼啸而来。一大群警察冲了进来。
刚才，张被带到旁边的教员休息室看管起来。现在，他又重新带回了教室。
一名脸色铁青的干警拿出文书，当场宣布了对张的逮捕，并让他在文件上面签字。张的手哆嗦得像一个严重的伤寒病人，他一连挣扎了好几下，都拿不住笔，更无法写字。最后，还是警察帮他托着手腕，让他在文件上按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然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必须留下一份书面的证词。一直折腾了几个小时，大家才被允许离开。而张被呼啸而去的警车带走了。
后来，公安部门调查出，张的爷爷是国民党党员，还曾经担任过乡长--张在填各种表格的时候，把这一切都隐瞒了。于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肯定是故意辱骂毛主席，他在疯狂地向无产阶级政权发起进攻。
一个月以后，张的公判大会在沙坪坝区召开。周围十几所高校的几千名学生都赶去参加，还有许多好奇的市民跑来围观。这次公判大会是有关部门故意安排的，目的是对那些"反革命分子"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张被判处二十年的有期徒刑。一句话，他的一生从此便毁了。
父亲说，他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张，看到了这个平时就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同学。本来个子就很矮小的张，被五花大绑着，在两边高大威武的民警的村托下，简直就是一个侏儒。绳索紧紧地勒进他的身体里。
张的眼睛绝望地看着台下。那一天，台下几乎有上万人。父亲回忆说，张的眼睛里是一片空白。那一刻，父亲就意识到，张以后肯定会出事的--他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了，连起码的生活的意志都没有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以后，消息传出：张在监狱里自杀了。
大家谁也不敢议论这件事情。尤其是张的室友们。父亲他们被公安询问了无数次，问张平时的表现，张说过什么反动的话等等。这件事情之后，大家都杯弓蛇影，经常疑神疑鬼。前车之鉴就在面前，谁还敢露一点口风？
一次是老校长的死，一次是朝夕相处的同学的死，死得那样惨烈，那样迅速。
比起那些直到林彪摔死之后才觉醒的同学，父亲的觉醒整整早了五年。两个生命的消失，让他及早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他的觉醒得益于身边的鲜血--这究竟是他的悲哀呢，还是他的幸运？
这点鲜血仅仅是开始。此后，重庆的武斗更是陷入血雨腥风之中。每次数千人、上万人的武斗，都会死亡数十人乃至上百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重庆的两派造反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九人，受伤近两百人。这次大规模的武斗中，双方第一次使用了真枪实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了重庆武斗第一枪"。
一个月以后的八月八日，重庆望江机器厂的造反派用三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这次武斗，俨然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死亡人数就高达两百四十人之多。
在枪林弹雨中，父亲对"文革"的认识继续深化。他是一个工程师，与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理工科出身的技术人员不同，却对人间的善恶、真伪有着天然的辨别能力。
父亲的想法深刻地影响了我。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对所有暴虐和血腥的东西充满厌恶。许多小孩子都有过喜欢穿军装、玩战争游戏的成长阶段，我却没有过，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些玩意。我是彻底的非暴力主义者，我坚信：任何"主义"的实施，都必须以尊重人的生命为前提。
今后有可能的话，我想对"文革"问题作一些研究。对我来说，这既是权利，又是责任。
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二月二日
九、宁萱的信
廷生：
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愿意了解"文革"了。但是，在我看来，灾难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
现在，又出现了许多肯定"文革"的言论，这些言论又打上了形形色色的新奇的油彩。有人引用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说"文革"是最民主的时代，毛泽东是"后现代"的大师；也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贫富悬殊、腐败横行，不如"文革"时候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起穷。
在学人、文人和艺人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文革秀"和"毛泽东秀"--比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崔之元之流，在大洋彼岸大唱"文革"赞歌，进而认为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比如自诩为"平民作家"的王朔之流，把残酷血腥的"文革"描述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并且将无知也当成了一种光荣；比如"自由音乐人"张广天之流，胸口戴着毛泽东的像章，居然把鲁迅先生也阐释成了毛泽东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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