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高炉说，他的家离这里不远，在武汉还有姊妹，但他的生活基本上能够自理，因为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街坊邻居们对他很照顾，经常帮他出摊收摊，还帮他做一些不方便做的事情。魏高炉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攒些钱，以便在年老的时候解决后顾之忧。但坐在三轮车上的他不停地感叹，现在讨钱越来越不容易了。“这一带的残疾乞丐越来越多，人们见多了也麻木了，不再那么轻易地给钱了。特别像我这样的，又不会喊，又不会做样子(指将残缺的肢体展露给行人看)，现在连生活都很难顾得上了！”
“现在的假乞丐也蛮多。”魏高炉说的“假乞丐”是指假冒的残疾乞丐，“他们其实身体好好的，故意做成残疾的样子，骗人家的钱！他们多了，把我们的‘生意’也抢了不少。”魏高炉用了“生意”这个词。的确，对他这种身体状况的人，乞讨是他惟一能在这个世界上求得生存的生计办法。
“有没有想过娶老婆生孩子？”我知道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有些不太现实，但还是禁不住问了一句。魏高炉竟露出开朗的笑容，说：“想啊！可是谁会要我呢？”他的自嘲的笑里蕴含着一种无奈的酸涩。
雨停了，路面湿淋淋的。我提出送魏高炉回家，他从喉咙里挤出一句“回家还早”，遂摇动他的三轮车，找了一处稍微干爽点的地面，慢腾腾地移下三轮车，展开那张发黄的“求援书”，面无表情地蹲坐在那里继续乞讨了。
2、讨钱还债的残腿少年
在乞丐这个圈子里流行着一句话：要想多讨钱，手脚不能全；手残脚也残，露着才来钱。从这句话里不难理解为何城市里的许多残疾乞丐都会将身体的残疾部分尽量暴露，目的就是为了让人触景生怜，换取人们的同情心。哪怕是在冰寒雪冻的天气里，你裹上厚厚的衣服行走在大街上，依然可以看到街头的残疾乞丐，瑟瑟抖抖地向你展示着他们的残肢断腿。这种带自虐性质的裸残行为，成为他们通用的一种乞讨手段。
这句话是一个叫宫辉的少年乞丐告诉我的。在武胜路口的十字街头，他裸露着一双长长细细变了形的下肢，蹲坐在那里向路人要钱。我经常在那一带捡些渣子，没两天就和他混熟了。
和其他坐街乞讨的乞丐们不同，大多乞丐的脸上总习惯性地表现出痛楚的样子，而宫辉却总洋溢出孩子般的笑容。也许正是他乞讨不够投入的缘故，每日讨的钱不及别人多。多的话一天能讨个一二十元钱，差的话只有七八元钱。而别的像他这种属于有“乞讨资本”的残疾乞丐，每天讨个二三十元钱算是很平常的了。
但他的笑容对我颇有感染力，很难碰到像他这样白日里看起来也很乐观的乞丐。很多乞丐的快乐是在晚上“收工”以后才释放出来，而他的乐观是一种恒态，不加丝毫掩饰。他的乞讨更像是在玩，时而拿石子在地上刻刻画画，时而找周边的熟人说说话。我是他经常喊来排遣寂寞的一个人，而我也喜欢和他聊，喜欢感受他“不知愁滋味”的少年情怀。
宫辉是安徽人，今年19岁。在老家还有爸爸妈妈、哥哥妹妹。据他讲，他6岁那年因患小儿麻痹症使双腿萎缩残疾。为了医好他的腿，家里曾举债2万多元，但钱花了腿还是没能治好。如今他的腿只剩下两根紧裹着皮肉的骨头，不能并齐直立，只能拖放在地上；脚弓弯曲着，脚形像两只鹰的爪子。2万多元的债让他们一家背了十几年，至今还欠有乡亲四邻的八九千块钱。宫辉坦言，他乞讨的惟一目的就是还债，等债还完了他就回老家去。
几年前，宫辉和爷爷一起来城里乞讨。如今，和另外两个认识的外乡人打伙，共同租住在武昌青山区的一间民房里，月租是80元，4人平摊。每日他和爷爷坐公车从武昌来到汉口，他在武胜路、江汉路一带乞讨，爷爷则在中山公园、武汉广场一带乞讨。宫辉说他喜欢城市，因为可以看到很多新奇的东西，好玩；但怕警察，有一次他被抓进了收容所，爷爷花了100元钱才把他赎出来。
讲这些经历时，宫辉一脸轻松，似乎在讲着别人的故事。显然，19岁的他心理年龄还处在遐思烂漫的青春期，还没有足够的思维去思考生活将会逐步施加在他身上的沉重负荷。譬如他的恋爱、婚姻，以及慢慢长大后需要独立承受的生存的担子。
很多时候我尽量避免和宫辉过多闲聊，因为这样会影响他讨钱。我甚至教唆他专注一些，将表情放痛苦一些，这样做能争取到多一点的“收入”，以便早些还清欠别人的债，减轻家里和自身的负担。但宫辉说不用我教，能讨多少是多少，他不在乎。
我的很多关于残疾乞丐讨钱的内幕就是从宫辉那里听到的。身为这个圈子里的一分子，他对残疾乞丐这个群体的了解是比较多的。宫辉说，在武汉，讨饭讨钱的残疾乞丐有上千人，不过这些人并不固定，一般是一两年换一个城市，哪怕是在一个城市里，也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讨钱，一般有四五个比较常去的地方，大多是商场、学校附近，还有人流量较大的车站附近。
宫辉说，在这类乞丐中，有80%是真的，的的确确像他一样，是没有办法才出来讨要。但也有大约20%的残疾乞丐，要么是伪装的，要么是受人指使被人利用，并不是真的为自己的生计而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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