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他把我们拉到十几米外的另一个棚子门前，说：“我就住在这里。”然后打开门，请我们进去坐。
他说：“你们是不是想找那个棚子里住的人？”然后指向“应城女人”棚子的方位，“他们是拉皮条的，我最清楚。一到夜晚，女的在棚子里接客，男的到外面拉皮条，做的都是捡渣子的流浪汉的生意，便宜得很，几块钱一次。那男的还找过我，我没干。”
“他们现在人不在，是不是也出去捡渣子去了？”
“他们才不捡渣子呢！有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他们了，偶尔回来一下，神出鬼没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说了一下“应城女人”的情况，眯眯眼的男人开始讲他自己的事。
他说他叫王立南，43岁，武汉黄陂人，1990年患上白内障，眼睛只能看清1米内的范围，人们都喊他“王瞎子”。“你们要是记者，能不能帮我登登报。如果能帮我使眼睛恢复正常，我将感恩戴德一辈子！”
原来这就是他找我们的原因。我们说我们不是记者，只是到这里来拍照片。他连忙转口说：“那也行，你们帮我多拍两张，到外面宣传一下！”说着，他就摆起姿势让李宇新拍。
拍了几张，“王瞎子”就坐在床头讲他的流浪故事。18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就独自一人四处漂泊。来到这个垃圾场已经4年了，其间到一家公司上过班，腿部因工负过伤，留下了一条永久的疤痕。说着，他扒开裤子给我们看腿上的伤疤。
“我是个造孽的人哪！”说着说着，“王瞎子”的眼泪就滚出来了。他指着床头一只盛着汤菜的小桶说：“这些都是我到餐馆里捡的别人吃剩的，我就是吃这样的饭菜！”
我说：“看你穿的也挺不错的嘛，哪像个讨饭的？”
“王瞎子”苦笑了一下，说：“说起来你不信，我有两套衣服，身上这套是出去教别人跳舞穿的。”他又从床头架上拿出一套脏兮兮的衣服，“这套，是专门用来捡渣子、讨饭穿的。”
原来，“王瞎子”有跳舞的爱好，每天早6点、晚7点，都会去附近滨江公园的露天舞场里跳舞。他说自己的舞跳得非常不错，会跳国标，在公园里还带了几个徒弟。说起跳舞，“王瞎子”的脸上绽放出笑容，还张开两臂，摆出跳舞的架势。
“每天早上起来，我穿上这件体面的服装，到公园里去跳舞，跳到9点多钟回来，马上就换上那套乞丐服，拿着袋子到外面去捡渣子。你要穿得好了别人不会施舍给你啊！下午捡完渣子回来，再换上这套干净的衣服，晚上7点钟又到公园里去跳舞。”
这真是一种荒诞、令人啼笑皆非的怪生活！一个“王瞎子”，在生活里不停地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是街头拾荒的乞丐，一种是公园里的舞蹈老师。两种角色的变换，依赖的是不同时间为配合不同身份而准备的两套不同类型的服装。
“教别人跳舞能赚到钱吗？”
“王瞎子”笑了笑，说：“我跳舞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用娱乐充实烦恼，在舞动中麻醉自己的神经，使自己不去想个人生活中的痛苦和忧愁。”“王瞎子”说话还颇有哲理意味，“如果别人说我教得好，象征性地给点报酬，我会接着；如果不给，我也不会找人要。”
话题转到跳舞上，“王瞎子”的话就越来越多，情绪也变得高涨。我们要走的时候，他还叮嘱我们一定抽空到滨江公园的露天舞场去看他跳舞。
离开“王瞎子”的棚子，已是下午5点钟。天灰蒙蒙的，整个垃圾场却变得热闹起来：外出的流浪汉们陆续回来了，他们三五成堆地扎在棚子前聊天，或打着扑克牌；熊婆婆和哑巴又开始清理一天的收购品，在那里手脚如飞地打扎包裹；南边矮墙旁一字排开的砖灶上空也升起袅袅青烟，乞丐们已在埋锅造饭了。
走出工地，碰到几个附近的小区居民，他们说，这帮乞丐和流浪汉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四年了，每天经过这里都是恶臭扑鼻，影响市容不讲，还让他们觉得很不安全。但这些人看起来又非常可怜，把他们赶走又于心不忍，所以只有等待着工地施工的一天，让这个“垃圾王国”自然而然地自生自灭。
第十章 都市里的“磕头帮”
1、头不停地向下大幅度摆动
——他拼命磕头，几乎一秒钟一个，这种带自虐倾向的架势看起来让人觉得可怜，而且有些残忍。
——“别看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好的话，一天能讨三百块钱！”
——最开始，武汉市几乎所有的磕头乞丐都是一伙的，他们来自安徽、淮北。
——许多磕头者身边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向同村左邻右舍借的，每天租金10元钱。
头不停地向下大幅度摆动
2002年11月2日，晚上8时多。
我在武汉市最繁华的江汉路一带转悠。江汉路是一条百年老街，也是全国知名的步行街。武汉中心百货大楼、汉商汉口商场、佳丽广场都集中在这一片区域，这里融购物、观光、游乐于一炉，因此每天人潮如涌，自然也成为乞讨者的天堂。我站在江汉路与中山大道交叉的十字天桥上随便一望，就看到附近云集着十多位乞丐。
佳丽广场旁的一个高频率磕头的乞丐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胖脸，穿的衣裳很旧，但比较干净。他双膝跪在一个垫子上，两手拄地，头不停地向下大幅度摆动磕头，频率很快，几乎一秒钟一个。由于头部甩动的频率太高，脖颈处可看到有青筋暴起，整个脸部也因充血而泛出红光。这种拼命磕头、带自虐倾向的架势看起来让人觉得可怜，而且有些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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