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孤独的“写字老人”
李宗秋边择菜边告诉我，房子的租金是每月80元，不包水电费。为了节省钱，他一天只吃两餐，早晨随便弄点吃的就出门，中午一般不吃，到晚上回来后自己再做顿吃的：炒两个菜，喝二三两散酒，也乐得逍遥自在。如果不买肉或鱼，一天的生活费便控制在3元钱以下，买肉或鱼的话，生活费一般也不超过5元钱。我要动手帮忙，他把我推到一边，说就两个菜，很快的。
不知不觉，菜炒好了。一碗五花肉炒青椒，一碗芹菜炒干子，还有一碗是早上剩下的番茄鸡蛋汤。我看瓶里剩余的白酒不多了，要去再买一瓶。他一把拉住我，说就这酒应该够了，不够他再去买。他是那种很固执的老人，说一不二，我只有坐下。
我们边喝边拉扯起来，我感谢李宗秋的诚意，说我们只有一面之交，便对我这般热情。李宗秋说，说实话，他在武汉住了十几年，除了那几个徒弟，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也没有人愿意到他家中来做客。他说你能来我这里，不嫌弃我老，跟我学手艺，还能陪我一起喝酒吃饭，我比什么都高兴。言语中，我感觉到这位长年漂泊在外的老人的孤寂的心，正因此，才对我的到来显现出莫大的热情。
李宗秋酒喝得很猛，不停地劝酒斟酒。他红着脖子说，其实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办一个培训班，像社会上的舞蹈、美术培训班一样，教别人学写粉笔、钢笔书法，收一大堆徒弟，好让他的书法能传承下去。他说现在不仅写粉笔字的人不多，就连写钢笔字的也越来越少了，而他经过多年自行研练，不仅会写楷体、行书、草书，还很擅长描摹一些名人的字体，像毛主席的“毛体字”，他用粉笔可以临摹得维妙维肖。
酒干菜尽，不知不觉已到了晚上十点钟。我提议出外转转，李宗秋说没这习惯，他在武汉有十多年了，到处都熟悉，热闹的地方要钱转，不热闹的地方没意思，不如干脆呆在家里。我说为什么不买一台旧电视机，看一下电视剧和新闻也好打发时间。他说本来是想买，但一台旧黑白电视机最少也得五六十元钱，到时万一要离开武汉也不好带走，卖掉又不值钱，所以一直没舍得买。
夜深了，我想告辞，回到我在汉口航空路立交桥下的“家”。李宗秋却说不必了，今晚就在他这里陪他拉家常吧，毕竟睡在床上比地上强。他还说，如果我愿意，以后我们可以合租在一起。恭敬不如从命，也想好好地陪陪这位孤寂的老人，我留下来了。
床十分窄小，一翻身它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我们抵足而谈，李宗秋向我传授写好粉笔字的诀窍，并告诉我在武汉哪些地方写字最来钱。
夜很深，窗外一片寂静。困倦袭击着我，但李宗秋仍然在向我灌输他的“写字经”。他自顾自地在那里说，也许真的是难得碰到一个可以有耐心听他倾诉、听他讲话的听众。伴着老人的声音，我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梦中，李宗秋仍在那里一笔一画地向我讲着、传授着，他非常有耐心，还说我是他最得意的一个弟子，将来打算出一本关于书法的书——这一夜，是我在流浪生涯中睡得最安稳和舒心的一次。
第二天醒来，已是上午9点多，李宗秋已经不在屋里，大概又出去写字讨钱了。锅里放着一碗炒面，是他为我留的早餐。我没有吃，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掏出20元钱放在桌上，然后默默地离开了。
第十二章 与“公交流浪歌手”张鸿对话
1、偶遇流浪歌手
——公交流浪歌手的出现，贬者有之，认为唱几首歌便张手讨钱无异于当众勒索；认同者也有之，认为他们是不偷不抢凭本事挣钱。
——每天可以收入100多元，好的时候甚至达到200多元。
——张鸿说：我唱歌是为了钱，但我只要中国人的钱，不要外国人的，流浪歌手也有他的尊严！
偶遇流浪歌手
2002年的武汉，一个群体的出现曾被媒体广泛报道并颇受争议，那就是在公共汽车上卖唱讨钱的“流浪歌手”。这个群体曾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盛极一时，在武汉市区的各条公交干线上，时不时地便会在中途蹭上来一两个怀抱吉他、或男或女的年轻人，向车上所有乘客道声好，说上一段开场白，便一边弹奏一边扯着嗓子唱起来。唱的过程中，他们会挨个儿向每一位乘客讨钱，给多给少往往不限。唱罢几曲收完钞票后，便鞠着躬、道着谢，中途一溜烟地跑下车了。
公交流浪歌手的出现，不仅武汉有，从媒体报道看，全国许多的大中城市都有相关的报道。对这个群体的骤然出现，贬者有之，认为影响了乘客的坐车情绪，唱几首歌便张手讨钱无异于当众勒索，甚至还出现过强要不给、打伤乘客的事件；而认同者也有之，他们欣赏流浪歌手的勇气和歌声，说他们为乘客带来了欢乐，并且不偷不抢，是凭劳动凭本事挣钱。
2002年10月底，当我们开始体验流浪、乞讨生活的时候，对流浪歌手的争议一直在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群体也属于我们寻访的对象。尽管他们与纯粹的流浪者、乞丐有着很大的不同。但要真的找起来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又很难在哪条公交路线、哪辆公交车上碰到他们。
2002年11月上旬，一个天赐良机，让我在一辆公交车上碰到一位流浪歌手。那是一辆从武昌开往汉口的715路专线车，车到广埠屯站点，从下面挤上来一个怀抱吉他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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