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穿一件黑色的夹克衫，20多岁的样子，模样还很帅气。一上车，便站在车前的过道上，向满车的人问好，简单的开场白之后，便弹起吉他，很深情地唱起了一首《流浪歌》。
他的歌唱得还不错，声音圆润、雄厚有力，听起来有几分享受。唱完后，他先说一些客套的话，然后逐一向乘客收钱。掏钱的乘客并不多，但偶尔也有人给个1元、2元的。对给钱的乘客，他会说声“谢谢”，还送上祝福的话。
大约过了三站地，他向车上所有人鞠了个躬，然后下车了。我赶忙也尾随而下。
我喊住他，和他搭话。也许都是年轻人的缘故，他对我并没有表现出排斥的敌意。但看样子他很忙，只聊了几句，便又要上车忙他的生计。我赶忙要了他的手机号码，说有要紧的事可能要找他。他也没介意，在纸上给我写了一个。
晚上的时候，我打通了他的手机，他问我是干什么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找他。我就干脆跟他直说了，我是一家报社的记者，想采访他。他很犹豫，说很怕，最近媒体的负面报道很多，他不想抛头露面。我再三请求，最终他答应我第二天的下午1点钟在武昌武商亚贸广场前会面。
2、曾是夜市上的“歌星”
第二天下午1点，那位怀抱吉他的年轻人准时出现在我的面前。由于采访的需要，我换上了平时所穿的工作服，还梳理了一下，与前一天在车上的乞丐打扮相差很大。他一见我，直说认不出来我了，还问我昨天怎么穿成那个样子，像个叫花子。
在亚贸广场下面的肯德基店里，我叫了两杯可乐。就这样，年轻人坐在了我的对面，开始讲述他做流浪歌手的故事。
他说他叫张鸿，今年28岁，家住湖北省监利县容城镇。读小学时，因家里经济状况不好，经常靠捡破烂、给别人糊纸盒子挣学费。那时，他的理想是上大学，跳出“农门”，所以读书十分刻苦。但上高一时，因受了一个同学的气，他联合三个社会青年打架，将那个同学打得很重，被公安机关以流氓罪判了一年半刑。刑满释放后，张鸿到县造纸厂工作，这时他想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起码要做一个好员工。但两年后，造纸厂因经营不善，被迫关门，这一下子击碎了他的梦，他无比失落地回到了家里。
家里的农活，张鸿不屑于做，他认为做那些事没有什么出息。但他又是一个坐不住的人，整天无所事事到处在村子里游逛，自己心里也烦。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到外面闯荡一下，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但做什么自己心里也没底。1995年夏，张鸿揣着向父母要的几十元钱，很盲目地坐汽车到了襄樊。到了襄樊后，他已是身无分文。在大街上走了三天，也是找工作找了三天，可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收留他。这三天张鸿没吃一点饭。到一家机械厂门口时，饥饿加劳累，他实在走不动了，便歪在了厂门口。门卫看张鸿很可怜，带他进去吃饭，并给了他200元钱，嘱咐他一定回家。
可张鸿不想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回家，那是没有面子的事情，再说回去了能做什么呢？到时呆得不“耐烦”了还是得出来，不如现在就不回家。吃饱喝足的他漫无目的地转到了襄樊广场。在夜宵摊上，他看到很多年轻人在那儿唱歌，便注意观察起他们来。他发现，那些年轻人收入很可观，一晚上能挣二三十元，于是心里“痒”起来了——他也想唱。他认为，那些年轻人唱得并不怎么样，自己的歌唱得绝对比他们出色，而且他在牢中还学会了弹奏吉他，应该比他们有优势。于是，张鸿花130元钱买了一把吉他。第一晚，他唱歌挣了35元。
唱了一段时间，生意一直徘徊在每晚三四十元左右，张鸿有些不满足了，这何时能挣成一个“万元户”呀？有人建议他到荆门去唱，那儿生意要好些。反正襄樊也不是他的家乡，走到哪儿也是流浪，只要挣钱多就行。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张鸿来到了荆门。
为了增加唱歌的吸引力，一到荆门，张鸿就做了一个点歌单，然后来到荆门最繁华的工商街的夜市上去唱歌。第一天出场，他就以纯正的音色、宽阔的音域吸引了食客，尤其是顾客点什么歌他就唱什么歌令食客们称道。他们说张鸿的点歌单很有创意，以致纷纷要求他为他们唱歌。如果张鸿去晚了，他们便打他的CALL机，让他立即前往唱歌。他们都称张鸿是歌星，坚决拥护他。在荆门，张鸿每晚最少能挣100元，多时能挣200多元。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三个年轻人要他唱歌，他们听得很尽兴，最后竟比着给张鸿钱，你给5元，我就给10元，你给10元，我就给20元。最后，有一个年轻人直接问张鸿：“歌星，你要多少钱，请你开口！”他看着比富比红了眼的三个年轻人，轻描淡写地说：“师傅，你的大气令我很佩服，你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吧！”那个年轻人竟一下子从钱夹里抽出380元，甩给了张鸿。
3、流浪歌手的爱情
那时，张鸿住在一家旅馆里，每晚6元钱，舒适而惬意。更令他惬意的是，他悄然迎来了爱情。
旅馆旁有一个打字复印店，店里三四个女孩特别喜欢听他唱歌。时间长了，一个叫郭峰的女孩对张鸿产生了爱慕。久而久之，张鸿和郭峰私定了终身。一天，郭峰说：“我们租一个房子吧，我好照顾你。”张鸿在外面虽然吃得可以，但费用毕竟贵一些，而且容易得传染病。有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愿意给他做饭、洗衣，有什么不好的呢？张鸿高兴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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