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开始，后来张鸿经常碰到不理解他的人。一次，两位老年人为他唱歌争吵起来了。一个说，张鸿在车上唱歌纯粹是好逸恶劳，不想做事，不应该给钱。另一个却反对说，唱歌也是一种劳动，应该尊重。现在是很少，等到哪一天公交歌手多起来了，人们习惯了，就会成为一种职业。
还有一次，一个女乘客坚决不给钱，她的老公却说，人家付出了劳动，为什么不给钱，并坚决要给张鸿5元钱，两个人争吵起来。张鸿很过意不去，连忙阻止他们不要争吵，并向他们赔礼道歉：“对不起，一切都是因为我，破坏了你们之间的感情。”女乘客反而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张鸿发现，武汉市民对公交车上的流浪歌手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可能是他们唱歌并不怎么样，只是混钱才引起武汉市民的反感。他一定要用自己的实力征服乘客，让他们心甘情愿掏腰包。为了使自己的歌唱得更好，他买回电视机、影碟机、吉他教材，每天下午都练习声乐和新歌，并视听众情况选歌唱：如果车上外地人多，就唱《流浪歌》；如果老年人多，就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如果年轻人多，就唱《踢出个未来》。2002年中秋节时，张鸿唱《回家》，把许多乘客都唱哭了。
在许多人的眼里，公交歌手就是为了钱，但张鸿绝不，他如果唱得不好，就坚决不收钱。还有，遇到了外国人他也不要钱。一次，在522路公交车上，一个俄罗斯女孩听张鸿歌唱得很不错，要给他5美元，他说：“thankyou！”“thankyou！”并婉拒她的钱。俄罗斯女孩不依，坚决要给他。拉扯了好半天，最后他还是没有接。其他乘客不理解，你唱歌不就是为了钱吗？张鸿说：“是的，我唱歌是为了钱，但我只要中国人的钱，不要外国人的。这关系到我的尊严问题。”乘客们听了，有的竖起了大拇指，有的则鼓起了掌。
在公交车上唱歌收入很不错，张鸿每天可以收入100多元，好的时候甚至达到200多元，一个月除去车费、生活费等，纯收入不会少于2000元。在常人眼里，他们公交车歌手唱唱歌就有这么高的收入，多轻松，但他们也很辛苦，每天唱得嗓子受不了，过几天就得输液、吃药，以保护它不嘶哑。
2002年11月份，汉阳曾发生了一起公交歌手打伤乘客眼睛的事。报纸报道后，很多乘客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公交歌手。张鸿认为，这只是极个别现象，但乘客也不能怪罪所有的公交歌手。的确，有些歌手素质比较差，但一个并不能代表全部。后来，许多市民在报纸上讨论能否出台一个在公交车上唱歌的管理规定。
张鸿说，如果能出台这样的规定，自己肯定是举双手赞成的，他希望有一个部门管理他们，给他们办证，收他们的税，使他们合法化，就像武汉吉庆街的歌手一样，大胆地唱歌。张鸿期待着那一天。
张鸿最后说，虽然目前唱歌收入不错，但他的目标并不是做一辈子流浪歌手，因为唱歌挣再多的钱，都有一种流浪的感觉。他准备挣几万元钱后，找一个心仪的女孩，承包一个门面，做自己的烧烤店，那时，他才会感觉到人生的归宿。
第十三章 一个村的“流浪部队”
1、夜遇郭新民
武汉的冬夜，刺骨的寒风刮过大街，行人直打哆嗦。我刚在武昌邓家湾与一个乞丐朋友分手，抖抖缩缩地准备离开。还未走出湾子，就看到一个乞丐打扮的老人，头戴一顶黑帽，身背一篓子木头，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艰难地向前移动。老人的样子很可怜，我动了恻隐之心，便走过去关切地问：“老师傅，您是住在湾子里的吗？来，我帮您背吧！”
他缓缓抬起头，声音显得很苍老：“，就住在前面，不用麻烦你了，师傅。”
在我的坚持下，他只好把一篓子木头交给了我。我们慢慢走着，他告诉我，他叫郭新民，是河南省兰考县刘集镇人，今年54岁。
“兰考？是焦裕禄治理过黄沙的那个县吗？”
郭新民语气缓慢地说：“是的，他是个好县长，他在我们县治理了好多地方。但兰考县地盘太大，有的地方治理好了，有的地方还没有治理好，我就我就住在没有治理好的地方。”
很自然地和郭新民聊起他们家乡都种什么庄稼。郭新民说：“还能种什么呢？就种一季包谷(即玉米)。”谈起庄稼，他显然提高了嗓门。
我显出不大相信的样子：“种一季？一年只种一季？”
郭新民看了看我，似乎认为我见识太少了，说：“是的，只能种一季包谷。因为风沙大，其他什么都不能种。”
我没有去过兰考，但一些基本的农业常识我还是知道的，只种一季包谷，生活一定很成问题。果然，郭新民说：“我们家一个人只半亩地，平时我们吃包谷馍、喝包谷汤。每年包谷不够吃，只好向亲戚朋友借口粮。唉！”
我的心情随着郭新民的叹息变得沉重起来。我们继续缓缓而行。我问郭新民的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4年前，家里盖房子，不小心从屋顶摔下来，落下了残疾。他又说如果不是残疾，自己也许根本不会乞讨，身体好好的咋地也能养活自己。
郭新民说，自己到武汉才来10几天，武汉城市虽然大，但讨钱的太多了，不好要。他最多的一天讨过5元钱，最少只讨了1元多钱，今天只乞讨到2元多钱。因为今天讨的钱只够付房租，又没讨到吃的，所以除了早晨吃了点面条，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吃饭，人饿得没有力气了，说话都没有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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