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郭新民的样子，不像在说假话。我曾接触的乞丐，每天讨几十元、上百元的大有人在，像郭新民这么惨的，还真是少有碰到。我问他这些木头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刚刚在垃圾堆跟一个捡渣子的人抢来的，捡回去做饭。因为没钱买煤，只好捡木头回去烧。唉，真是一个苦命的人，50多岁了，还要跟人在垃圾堆里争抢几块木头！我不禁越来越同情起他来。
“每天讨这么少钱，哪来钱租房子呢？”我疑问又起。郭新民解释道：“不是我一个人租的，我们有6个人住在一起呢！都是一个村的，都是第一次出来讨饭，以为讨的钱够交房租，哪知道来了10多天，连生活费都讨不到。”
我有些惊愕：6个人一起出来，租住在一个房子里？我问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郭新民答应得很爽快，说只是房子内太乱，坐的地方都没有，怕委屈了我。
2、六位老人的晚餐
从我和郭新民相遇的地方，到他的租住地，正常人行走最多5分钟，可我和他走了近20分钟。
他住在一间当地村民搭建的简易房里。门前，三四个老人围在一起，蹲的蹲，站的站，在那里做饭。烧的是一种很古老的钢灶，这种灶只能烧木材、棉梗等物。我和他们打招呼，几位老人对我很客气。我就站在门口看他们做饭。屋外没有灯或蜡烛等照明物，墙面被烧得漆黑。他们的灶临墙而放，一个很破旧的锅内，正煮着满满一锅面条。烧的木头是很不规则的，甚至还有很难烧的夹板。
郭新民要我到屋里坐。走进屋内，乱七八糟的景象映入眼帘。这是一间仅十一二个平方米的砖瓦房，左边是一张床和一个地铺，上面垫的是破烂不堪的棉絮，被子也显得很脏，胡乱地堆在那里。右边堆着一些木头、木架子和几个缺口的碗、瓷缸。抬头上望，顶棚是几张发黄的篾席，最靠里边的两张破了个大洞。我问郭新民：“郭师傅，那里不漏雨吗？”
郭新民随便往地上一歪，点燃一支“游泳”烟，依然是那样一副缓慢的语气：“是呀，一下雨就漏。”
这样的环境怎么睡觉呢？尤其是睡在地铺上的人。旁边坐着的一位老师傅插话：“不好睡觉也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钱租好一点的房子。上一次下雨时屋内到处是水，晚上不能睡觉，只好坐到天亮。”
“这样的房子租金不是很贵吧？”我问。
刚才插话的老师傅叹了口气说：“武汉市哪有便宜的房子哟，如果住一个月，房租就是140块钱；如果住半个月，那就是一个人一天两块钱。”
这种价格，相对于这种房子来说还是算贵的。我坐在地铺上，和刚才插话的那位老师傅聊起来。我注意起他的打扮，他头上戴着一顶很旧的帽子，衣服很脏乱，抽的也是“游泳”烟。我问：“老师傅，您贵姓？”
老师傅说话的底气倒是很足，一副粗嗓门：“哈，我叫郭振华，今年70岁了。”
“那您和郭新民师傅是家门呢！”
郭新民“哈哈”一笑，这是自我们见面后他第一次发出笑声。他说：“小师傅，你不知道，他是我父亲！”
我有些吃惊：“他是您父亲？您们一起出来的？”
“这没什么奇怪的，到外面来讨饭的很多都是一家人，这样有个照应。”他指着外面说，“在外面做饭的，还有两个人是亲兄弟呢。”
在他的引见下，我见到了在屋外做饭的那对老兄弟。他们是哥哥秦文庭，今年78岁，弟弟秦文魁，今年63岁。另外的一个叫张先红，今年58岁，还一个叫秦德明，今年64岁。6个人都是一个镇上的(据郭振华介绍，他们镇就相当于村的级别)，平时总在一起做事、晒太阳，这次是相约一起到武汉乞讨的。出来时，每个人带着一床被子或垫絮，指望能讨一些钱回家过年。
大约晚上10点，6个老人的晚餐煮好了，是一锅热气腾腾的面条。秦文庭说，面里除放了少许的盐，其他什么也没有。另外，面条底下有稀饭，是用讨饭时别人施舍的一把把的米煮的。
“油也没有放吗？”我觉得不可思议，这可怎么吃呀。没想秦文庭却说：“有这吃就不错了。我们讨一天，付房租都不够，哪还有钱买油、胡椒、味精？”
秦文庭、秦文魁、张先红三个人端着碗从锅里挑面条。挑好面条后，将锅底的饭倒入一个盆子内。没有锅铲，秦文庭端锅，秦文魁和张先红用筷子使劲地向外扒饭。他们配合的动作很滑稽，三位老人还开着玩笑，可我却笑不出来。
看到三位老人吃这样的“晚餐”，看到他们难以下咽的样子，我心里酸酸的，喉咙里似乎被一个硬物塞住。他们说，自从来武汉后，每天都是这样吃的。如果在街上运气好的话，捡到别人丢的吃剩的盒饭，那就可以加一次餐了，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已是11点多了，我找了理由，向他们告别。临走时，我说还会来看您们的。6位老人非常客气，争相送我出门。街上寒风嗖嗖，走在路灯昏黄的光影下，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曾经面对过许多生活艰难的流浪汉和乞丐，但都不曾像这次这样感伤，也许因为他们是老人的缘故。可以说，这是我体验乞丐的过程中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3、和郭新民一起乞讨
第二天，我起床很早，8点钟的时候就赶到郭新民的住处。我想用一天的时间，陪郭新民等老人一起出去乞讨，看看他们在都市里乞讨是否真如所说的那般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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