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曹回到武汉以后，继续他闲适的流浪和乞讨生活。在冬日有着阳光的午后，我常可以看到他和一帮丐友在洪山公园的草坪上晒太阳。见到我他会很兴奋地打招呼，然后把一帮朋友介绍给我。我们的谈话总会落脚到他的未来——
“要是有一份工作就好了，可惜不会有人要我，我的腿不行。”小曹边说边摸着自己的右腿。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工作，可以让小曹去做——不需要任何技能，只靠上肢简单操作就能够完成？2001年正月刚过，小曹回到武汉恰逢一个月的时候，这个机会降临了。我的一个叫胡刚宝的朋友，在广州开一家工艺钟厂，有200多号工人。春节回家过年期间，我打听到他准备扩招工人，就跟他讲曹月旺的情况。他问，是不是《南方周末》报道的那个小孩？我说是。他说，让他来吧，在我这里的流水线上做手工活，先试用两个月，看能不能做得了。我连说谢谢谢谢。
我在洪山公园找到小曹，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小曹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这都是真的吧，这不是在做梦吧！”“这下我有工作了！我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上班挣钱了！”他咧着嘴笑个不停。
2001年2月28日，农历2月6日。我给小曹买好一张武昌至广州的火车票，塞给他100元钱，然后带他找一处公厕把脸、手、头发洗干净，又买了点路上吃的面包。傍晚时分，我把他送到武昌火车站，踏上南下打工的旅途。
小曹到了广州之后，打给我一个电话，说“胡老板”对他很好，专门给他买了床垫和被子。晚上他和工友们睡高低床，很舒服；白天就在车间流水线旁坐着给产品上螺丝，也不用动。“胡老板”说干得好，一月可拿七八百块钱。“我不要那么多钱，能有饭吃，一个月有100块工钱，我就很满意了！”小曹在电话里很率真很知足，说起“胡老板”三个字，语调中透着亲密和感激。
我原想是到那年春天或夏天，在工作不是太忙的时候，请假去广州看一下想象中已成为现代化工厂工人的小曹，顺便请他的老板、我的老朋友胡刚宝，多多关照他一下。我甚至幻想那时的情景一定让自己很有成就感。然而这后来仅仅成为一个想象。
2001年4月的一天，我念及广州的小曹，拨通了胡刚宝的电话。一通寒暄叙旧之后问起小曹，电话那头胡刚宝突然提高了声音：“他没跟你联系吗？他十几天前就回武汉了！”
“什么？”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刚开始他还听话，后来就嫌拘束，跟住在一起的工人合不来。后来他说不想干了，要在广州流浪。我想这样不行，让他回武汉，派人送他到火车站，走时还给了他半个月的工钱。”
“他什么时候回的？”
“应该快有20天了吧！”
这一切令人猝不及防！和胡刚宝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到洪山公园去找和小曹相熟的那些乞丐。一位老乞丐对我说：“那个瘸腿赖子(指小曹)吗？他不在这里，前几天还有人说在汉口滨江公园看到过他！”
我又跑到汉口滨江公园、中山公园、武胜路等乞丐比较集中的地带。我希望能碰到小曹，或能打听到他的下落。不为别的，只想亲口问他一句：为什么会离开胡刚宝那家工厂？我甚至以小人之心去猜测：是不是胡刚宝或厂里的工人们嫌弃他身患残疾的缘故？
然而终于没能邂逅小曹。我只有等待。
不简单的乞丐世界
时间一晃到了7月份，武汉进入火炉般的夏天。一个烈日当空的午后，我正在外面采访，手机响起。一听，是久违的小曹的声音。
“记者，我出事了！”电话里的声音急促而紧张。
“慢慢说，怎么回事？”
“航空路的两个赖子，说要下我的胯子(武汉方言，意为‘打断腿’)！”在流浪汉这个群体，他们习惯用“赖子”来称呼对方，“他们中有一个赖子丢了10块钱，非说是我偷去的，说见我一次打一次！他们现在到处找我，要打我！”
我立即赶往汉口。在航空路立交桥下的转盘广场里，我看到了久违的曹月旺。他穿一件很脏的旧T恤衫，下面是一条浅灰色、污迹斑斑的永远要穿在身上的长裤——为了遮挡右边的那只残腿。他比过年时瘦了许多，黑了许多。
在航空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正门附近的一处花坛，我们找到了小曹所说的其中一个流浪汉。看到小曹搬来“救兵”，那个约摸20多岁、自称叫“黑哥”的流浪汉连说：“没事没事，可能是一场误会！”
小曹说他认识这两个流浪汉有一个多月了，晚上睡觉的地盘是其中一个“老大”的。“老大”30多岁，和“黑哥”都是靠捡破烂和捡饭吃为生。
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我追问小曹离开广州的事：“是不是那里的人嫌弃你，对你不好？”
“不！不！他们对我很好。”小曹忙解释，“是我自己受不了，那里管得很严，白天要一直坐在那里工作，每天都做一样的事，很拘束。后来一想，还不如到外面流浪的好，可以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做什么。
“我知道你一定会生气的，你已经给了我很多机会，可每次我都失去了。从广州回来后，我没脸见你，不想让你知道我是个没有用的人！记者大哥，从今往后你不用管我了。我想了，我这辈子命里注定就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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