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我们的摄影记者时他问：“你的相机什么牌子？”“佳能。”“佳能可以，奥林巴斯也可以。”他还认识不少中草药，像黄芪、杜仲、何首乌、金银花等等，这些知识是和他住一起的一个流浪汉告诉他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开个中药店，一边卖药，一边给人看病。对穷人只收手工费，实在没钱的就不收他的钱。”
我们跟他来到他住的地方——武汉锅炉厂两栋宿舍楼之间、搭在几棵大树间的一个废弃的木棚，棍棍棒棒中间有块半米见方的空地，铺着一张稀拉拉只剩半截的草席。
我们离开时已是晚8时多，想到小曹还没吃晚饭，便去给他买了几个饼子，给他10元钱。他以很大的力气推辞着，最后收下时，路灯下他的眼中闪着泪光。
缺的是前程
1月6日，记者邹晖——
一大早，小曹就打来电话，先说谢谢给他买吃的，然后说：“我们缺的不是钱和吃的，我们缺的是前程。”这句话让人震动。于是我再次赶到亚贸门口和他见面，认真地和他谈他的“前程”。
“我很后悔失去占大哥给的那次机会。那时我太野，我要好好地改。”他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
“如果不失去那次机会，你现在会怎么样？”
“我肯定有房子住了，还会有个摊子。”
“现在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
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除了乞讨和捡垃圾，以及在占大哥的帮助下那次简短的“经商”经历，他再没别的“工作”经验。
我问他想不想学点什么，厨师、美发、电器、车辆维修学什么呢？他边想边说：“我也可以回表叔家学做酱油、醋的”他和老家惟一的联系是一个区号0377的电话号码，记在一张纸片上。他突然兴奋起来：“我们去给表叔打个电话吧”
他拨通了电话。“表婶，我是月旺”他突然把话筒递给我，里面是一个河南口音的女人的声音。“我是他在武汉的朋友。他想回家，学做酱油、醋”“同意同意。就是盼着他回来。是呀是呀，让他回来吧！”
放了电话，我俩都很兴奋。好像眼前突然亮了，找到了出路一样。我说走吧，我们现在就去买票。
回家
1月13日晨，记者邹晖、占才强、刘振雄、杨峰洲——
赶到武昌宏基客运站，车站里已是人山人海。占才强正带曹月旺在车站门口吃早点。
曹月旺没想到我们会来送他，他用眼睛很深地看着我们。车站里的人们也好奇地注意我们，看着我们4个人和一个破衣烂衫的瘸腿的孩子一起，叮嘱他，给他买路上吃的东西，和他合影。
车开了，曹月旺挥动着手臂的身影不见了。我们4个人看着汽车远去的方向沉默着站了几分钟。这时占才强说了一句：“这个小家伙”
1月15日上午，邹晖接到小曹打来的电话。
“我们这里下了很大的雪，我回到家时雪已停了。”他说。他还说，家里的大伯靠以前乞讨的钱生活
他的前程将会怎么样呢？他还会出来流浪吗？
那是2000年农历12月21日，离2001年春节还有9天的时间，时年17岁的曹月旺在全国数百万读者的关注下“不为过年”而“回家”。《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牵动了全国许多读者的心。那年春节前后，我陆续收到广东、湖北、河南、河北、吉林等地读者的电话和来信，计有100多人次，他们或向记者表达敬意，或对小曹的处境表示同情，或为他终于寻到“前程”感到高兴。然而一种感觉一直笼罩着我，正如文末所担忧的那样：他还会出来流浪吗？
3、《南方周末》没讲完的故事
这种担心的印证来得太快。春节刚过完，初六，我还在家里享受节日，曹月旺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
“你是记者吧？我是小曹！”
我一看手机上的电话号码，是从汉口火车站打来的。直觉告诉我：小曹又回来了！
“他们(指表叔、表婶们)把我赶出来了！他们说我笨，学不会做醋做酱油，还叫我出来讨饭。”
我立刻赶到汉口火车站，在附近一个过年歇业的杂货店的墙角，看到蜷缩在那里的小曹。在不时刮来的刺骨寒风中，小曹红着鼻子冲我打招呼。
我觉得我们的思维，包括媒体的思维都过于简单了：送一个流浪的孩子回家，并不像送一个迷路的孩子回家那么简单。后来，小曹在一次谈话中无意透露出：并非他表叔、表婶执意要赶他出门，而是他觉得，在家乡呆着或学一门手艺，并不是他想要的归宿。
“我就是学会了，做醋做酱油也没什么出息。表叔、表婶说，还是大城市好，有吃的有玩的，让我混好了再回去。”我们几个记者以为，送小曹回去，学一门手艺，是为他找到了一个“前程”。而在他，在他家乡的亲人看来，到城市里来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前程。
小曹的回来令我再次陷入对他前途的迷茫思考之中。接下来他该怎么办？是让他继续这样漫无目的地流浪，还是为他寻找另外新的出路？早在两年前，我曾让他尝试学做小买卖和干街头擦皮鞋的营生，但都是没做多久，他认为没有出息、怕丑和没有自由而放弃了。我那时认为，对出外已达8年之久的小曹来说，流浪已成了他的天性，无拘无束的生活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你很难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里去更新他固有的生活形态和观念。他已经习惯了自由。我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我对于他，永远只能是一个旁观者，要想介入和改变他的命运，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更多的是徒劳而无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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