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科学知识的这种极为悬殊的差别，使哥伦布，麦哲仑等航海家敢于迈开大步向深不可测的未知海洋进军。中国人则不敢踏出国门一步，哪怕是一小步。
四、实用技术的优势
与轻视科学相呼应的，中国人对实用技术的轻视要更深一层。实用技术与科学不同，科学是拥有知识的学者在实验室或较为体面的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的成果，不用从事与学者的高贵身份不相称的体力活。实用技术则离不开体力劳动，有时甚至是繁重和低贱的体力活。十八世纪"技术革命"（中国史学家称之为"工业革命"）的先驱不是纺织工就是钟表匠，极少是脱离体力劳动的体面人物。因此实用技术和体力劳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是轻视体力劳动的，只有为生活所迫且被排斥在体面职业（官僚、吏佐、僧、道、医、师）之外的下等人（农民、工匠）才心不甘情不愿地从事体力劳动，并且终生都在企图摆脱体力劳动。因何会如此，这要从主宰中国正统思想界的儒教里寻找原因。儒教对体力劳动的轻视是显而易见的，儒教的创始人孔夫子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把体力劳动当成低贱下等人的职业，上等人干体力活则是自轻自贱或离经叛道。中国人轻视体力劳动的后果，就是与体力劳动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在慢长的中世纪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两千年前是肩挑背扛，两千年后依旧是人粪肥田。有头脑有知识的人士远离体力劳动，人类的智力成果就无法及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实用技术不能吸收智力成果，自然难以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人类文明至关重要的的"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发明的；可只有西欧人才利用四大发明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除了造纸术外，四大发明在中国的应用是极为有限的：火药更多地用于制造驱除鬼神和制造热闹气氛的鞭炮；指南针用于占卜问卦等迷信活动；活字印刷则从来也没有运用于实际。这种消极有害的作风一直持续到今天，有头脑的中国人每年发明了成百上千的专利，可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专利成果转变为生产力，美国的比例则是十分之九。
和儒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督教不但不轻视体力活，还讴歌赞美生产劳动，认为从事适当的体力劳动有助于信徒的灵魂升入天堂。从而鼓舞了欧洲有教养有知识的上层人士走向作坊和田间，去从事和他们的身份不相称的体力活，并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体力劳动一旦和人类的智能成果相结合，实用技术就有了长足的进展。中世纪时期，西欧人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地取得了虽并不惊人但极其重要的进步。最突出的是以风力和水力等"非人力"动力资源的广泛应用，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在西欧虽非全部但也大部代替了人力。中国的磨坊和锯木厂则依旧使用人力或畜力，水磨和风磨是难得一见的怪物。治炼金属用的大风厢，中国人靠几个工人挥汗如雨的拉动，西欧则用水力和风力驱动。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创、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中国虽然修建了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但西欧人开挖了数量更多的运河，且实用价值比中国的运河要大得多。西欧的运河不但提供运输的便利，还为磨坊、锯木厂等耗能大的作坊提供用之不竭的动力资源。
与作业上的技术进步相适应，西欧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14世纪时，葡萄牙人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够更直接地逆风航行。海船的吨位有了成倍的增长，船只的体积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便，经济效益也更高，因为这时的船排除了100至200名划手及其口粮和装备，从而大大增加了载货容积。中国发明的磁罗盘，这时已广泛地在远洋船舰上装备，从而使远洋航行不至迷失方向。航海地图也被广泛地绘制，绘制的地中海航海图已达到如此精确的程度，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关于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在海军装备方面，西欧取得了更为长足的进步。近代以前的海战主要表现为攻入敌船和进行甲板上的肉搏战，古罗马的战舰就为此专门设置了一种"吊桥"，在靠近敌舰时放下吊桥"咬"住敌船，然后水军从吊桥上冲过去......15世纪时，欧洲人的船舰已配备着火炮，但火炮体积很小，射出的石头不是重达几磅，而仅数唡，只能杀死人，但不能击毁船舰。在16世纪的前20年中，佛兰德、德国和稍后的英国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更易操纵，且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火力。这些新火炮长5至12呎，能发射重达5至60磅的巨石，后来，还能发射如此重量的铁丸，因而，能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置40门炮。
技术上的惊人进步给欧洲人以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使他们有能力走出国门，夺取并控制世界各大洋，然后进一步夺取并控制大洋周边的古老国家，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主宰者。
五、开放的政治体制
1405年，一支亘古未有的庞大舰队从中国东海岸的刘家港出发，横过南中国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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