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人民心中铲除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影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老人家把"阶级斗争"引入成千上万的中国家庭。一个家庭的成员分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彼此势同水火，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两派都对伟大领袖效忠。一时间妻子告丈夫；儿子打老子的风气甚器尘上，至于兄弟之间互相告密的事更是司空见惯，中国传统家庭张开了巨大的裂缝，开始从内部分崩离析。
我的启蒙教育是在一所村办小学里完成的。现在的小学表现优异的学生被评为"三好生"，但我们那时没有"三好生"这个名字，与之对应的是"红小兵"，和"红卫兵"是同一个性质，顾名思义比"红卫兵"要低一个级别。红小兵的标志是在套袖上用别针钉上一个红色的菱形软质塑料片，塑料片上用浅黄的油漆写上"红小兵"三字。红小兵是有指标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佩戴这种菱形塑料片，在一个五十人的班级里，被评为"红小兵"的不会超过10人。能不能享有"红小兵"这个荣誉，学习成绩和表现往往是次要的，出身才是主要的。那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后代是狗崽子，表现再好也不配当"红小兵"，象我这个苦大仇深的红军家属，就是调皮捣蛋到了极点也是当然的"红小兵"。
在班上被评为"红小兵"可神气了，那可是小学生的最高荣誉。
我原以为红小兵是最最神气的，等看到真正的"红卫兵"时才傻了眼。刚进入四年级时，我们公社（相当于今天的管理区，居民不到一万人）的一所中学来我校开现场会，长长的队列喊着"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我校的小操场。走在最前列的中学生袖子上佩戴着一个比"红小兵"大几倍的红色菱形塑料片，上面的"红卫兵"三字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红卫兵"，当时心中涌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羡慕得要死，很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只要能戴上"红卫兵"袖章，叫我干什么都成，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机会终于来了，一年以后，我成了五年级的学生，上面分来一个"红卫兵"指标。为了争得这个指标，我们班象炸开了锅一样热闹有趣。
经过激烈的角逐，只剩下两位候选人。一位是我，出身最红；另一位是肖灭资，一个小学教员的儿子。他父亲为了紧跟毛主席，才别出心裁给儿子取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本来在这场角逐中我占有绝对的优势，因为我的出身比教员显然要红得多。但我得罪了大队的"贫协主任"，那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校长不是老师，而是"贫协主任"。有一次放学后我去偷"贫协主任"种在自留菜地里的黄瓜，让他给逮住了，虽然当场放了我，但自此不再支持我。不但不支持我，还别有用心地给我找来一个对手。我知道他是搞打击报复，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偷黄瓜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我好怕他把这件丑事给捅出来 。好在这场角逐我仍然占据优势，如果不是下面出现的那桩事，我的"红卫兵"梦就会成为现实。
我家所在的大队（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位于大山的深处，山上不缺树木柴禾。一到寒冷的冬季，村民总习惯去山上砍几棵歪脖子松树生火取暖。那一年正流行割"资本主义尾巴"，松树照样砍伐，但不能往自个家里拿，否则就会被划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那可是一顶颇为沉重的"高帽子"。不过在我们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小山村，村民在执行上级政策时总是半心半意，对"资本主义尾巴"似乎理解不透，依旧把砍倒的松树放进自家取暖的火塘。我那底气十足的红军爷爷每天就要砍上几棵，堂而皇之地扛进我家的后院，当着村民的面用锯把松树截为便于生火的小段。村民看见老红军不把上面的禁令放在眼里，就纷纷跟在我爷爷的后面上山砍树。肖灭资的父亲看着眼红，也拿看一把斧子上了山。不巧那天"工作组"进山检查上级政策的执行情况，正好撞见上山砍树的队列。我爷爷吹胡子瞪眼睛地发了一回狠，骂了几声娘，说老子当红军打敌人时你们还在娘胎里吃奶哩，敢挡老子的道！骂完就大大咧咧地把松树扛进了家门。别的村民没有我爷爷的底气，纷纷放下肩上的树干，缩头缩脑地从岔道溜走了。肖灭资的父亲也想开溜，被工作组当作反面典型逮住了，因为他是我村识字最多的人，思想自然也最为反动，这次聚众砍树显然是他蓄意煽动的。上面既然定了性，肖老师的任何解释都没有用，工作组正要把他当作替罪羊出口恶气。
当天晚上召开批斗会，批斗会在打谷的稻场上举行。带头砍树的爷爷照常坐在主席台上，肖老师则被"基干民兵"压在临时搭起来的挨斗的土台上，反箭双手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每个村民都发了言，包括那些上山砍树的"乡亲"，把最恶毒最仇恨的语句劈头盖脑地砸向肖老师。那时"斗人"不怎么讲究阿Q的"君子风度"，不但"动口"，说完后还要"动手"，在批斗对象身上打一耳刮子或踢上几脚，表示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批斗会开到一半，肖老师身上已挨了不少拳脚，从没吃饱过肚子的他象是有点支持不住了。站在台下的儿子肖灭资还不解恨，拿起母亲捣衣服的棒槌雄纠纠气昴昂地走上批斗台，照准他父亲垂下去的光头，用尽吃奶的力气，一棒槌砸了下去。肖老师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地倒在台上，当场昏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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