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中国人好耍小聪明，好占外国佬小便宜的果实是：中国人包括那些天之骄子——中国留学生的国际形象永远也得不到提升，甚至于一天比一天低。今天的留学生和半个世纪前的留学生相比形象可以说是一落千丈。五十年代部分国家为了留住人才，千万百计阻止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今天各国政府则想法设法驱赶中国留学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国际性的新名词——“留学垃圾”的“桂冠”悄悄地罩在中国留学生的头上。
2002年4月到7月，一家报社的记者在德国对中国留学生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采访，采访的城市包括柏林、慕尼黑、汉堡、科隆，还有一些小城市。随后又在日本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采访。还通过对世界将近20个国家的驻华签证官和教育官的采访及其他场合进行的各种采访，获得了大量的触目惊心的"留学垃圾"事实。
下面是记者陈铁源的陈述：
“‘留学垃圾’，这是一个非常刺耳的用词，但是，本报记者在众多国家对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对中国高中出国留学生的采访后发现，他们当中的一大批人，除了“留学垃圾”，再也没有更好的词去形容了。即便没有本报记者的亲自采访，仅从充斥在媒体的各种令人扼腕的留学故事，也能看出端倪，诸如留学卖淫、留学拉皮条、留学吸毒、留学成非法移民等等，不一而足。需要说明是，这里所指的“留学垃圾”并不是个别留学生的个别行为或个别现象，而是存在于整个中国留学生这个大群体中。”
“中国人好坑中国人”几乎成为所有东道主国家的共识，这也许是好耍小聪明的中国人在海外的最大收获。
小聪明和嫉妒是一对孪生兄弟，心胸狭隘则是小聪明的副产品。小聪明的危害性常人也许感觉不到，但小心眼和嫉妒的危害则是人所共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因为阴错阳差的原因，一个县办制鞋厂分来了一位华工毕业的高才生，这对鞋厂来说应该是一件幸事，因为该厂的技术层和管理层人员最高学历是中专或高中。按理大学生应该成为众星捧月式的人物，可结局恰好相反，半年不到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不但领导处处刁难他，技术层和管理层中层干部也纷纷在背地里说他的坏话。领导刁难他可以理解，大学生也许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对上司没有保持过份的恭敬；可中层同行和他过不去就难以理解了。归根结底还是中层干部的小聪明在作怪，如果大学生有机会展露自己的才能，尽管工厂能够从中得到好处，可他们的“无能”就暴露无遗了。“大道理”总是站在平庸的大多数一边的，“众人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大学生终于被孤立起来了，最后被迫离开了该厂，去另一所民办鞋厂担任技术主管。最后的结局是：县办鞋厂被大学生主管的民办鞋厂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击垮，那些小聪明有余的中层干部不属重新安置的对象，全部加入下岗工人的行列……
小聪明最大的危害是不顾大局，为了追逐个人的眼前利益不惜牺牲全体的利益，最终把自己的未来也断送掉。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历史上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政客，大权在握时只知贪污弄权，一门心思为自己谋私利，置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最终把国家“玩”跨了，自己也紧跟着走进覆亡的墓门……
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愿我们的小聪明适可而止。
下面再谈谈中国人的健忘症。
上个月回了一次老家，一位发迹的儿时旧友请我吃饭，鸡鸭鱼肉摆了满满一桌子。这么多菜自然有一大半吃不完。饭后收拾餐桌时，他老兄随意把吃不完的肉食倒进盛污物的废料桶里，差不多把那只桶装满了。我说这些剩菜还是好好的，放在冰厢里下一餐还可加热作菜，倒掉了多可惜。他老兄看着我因吃惊而睁大的眼睛，居然哈哈大笑起来：
“先前总听人说你们城里人小气，进餐馆吃饭要把剩菜‘打包’带走，现在总算见识到了。剩菜怎么能吃，你没听杂志里说剩菜不卫生吗？”
“你既然怕吃剩菜，就不应该作这么多菜嘛，这倒掉的部分最少值几百元，在城市相当于两个下岗工人的薪水，就这么白白地倒掉，看在眼里实在心疼。”
“你这是第几次在我家吃饭了，恐怕是第一次吧？二十年不见的好友能够怠慢吗？你在我们村也算是名人了，来看我是给我脸面，我能不把餐桌摆满吗。想不到你这个名人，观念还和二十年前一样陈旧，居然连剩菜也舍不得倒掉，你的收入应该比我高出几倍，怎么还想着吃剩菜呢？我家在十年前就不吃剩菜了。儿子过十岁生日时，倒掉的剩菜装了满满的十大桶。”
…………
老兄的一席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二十五年前：那时的中国很穷，他老兄又是我们班上最最贫穷的学生，冰天雪地的严冬（那时的冬天很冷，水里连续一个半月结着一尺厚的冰层）仍穿着用上百个“补丁”连成的单衣，光着脚丫子踩在冰雪上，脚底满是渗血的裂口……（今天的北朝鲜也可看到这样的景观。）
现在他老兄苦尽甘来，成了我们村率先富起来的一代人，他就把儿时的苦难忘到爪哇国去了，认为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富贵”会生生世世延续下去，于是把农人辛辛苦苦种成的粮食不当回事，肆意糟蹋眼前这来之不易且极易失去的“丰衣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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