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现象使我想起儿时的另一件旧事：我的家位于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七十年代以前占半数以上的男人全是“瘌痢头”（一种头部真菌病，得此病的人整个头部溃烂发臭，然后在头顶结上厚厚的一层永远也不会消失的白痂，头发部分或全部落光）。那时山村医疗条件异常落后，儿童得病或夭折的概率比较大。可“瘌痢头”得病和夭折的概率比正常人要低得多，于是不少愚蠢的父母就着意给没有“瘌痢”的儿子甚至女儿“栽种”“瘌痢”（把头部弄破一点皮肉，然后把从瘌痢头上刮下的粉屑涂在上面）……
读者想一想，用文革的手段来对付贪污腐败是不是和“栽瘌痢”的方式异曲同工？患有健忘症的人最容易干出类似的傻事——雇用大蛇来对付头发里的虱子！！！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污点，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污点。为了深刻反省我们的过去，也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中国人有一百个理由要牢牢记住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就象好不容易戒掉毒瘾的吸毒者永远要记住毒品的危害一样。欧美大陆的国家并没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闹剧，但不少文明国家仍然建立了“文革纪念馆”，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整个人类历史的深刻教训，并从中汲取这些教训，警醒自己不犯类似的错误。连没有经历过文革危害的外国人都建有文革纪念馆，我们就更有理由要建立自己的文革纪念馆，事实上我们早就应该建立这样的纪念馆了。文革纪念馆会经常地敲响中国历史的警钟，使容易健忘的中国人记住这段沉痛的历史。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如果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就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岁月换个面目来重演这段历史！
我们真的不应该健忘！
三、可恨的老实人
去年的九月十五，一位姓李的同事专程邀我一道去儿子的班主任李老师家送礼。原因是我和他的儿子是同桌，开学时座位在第一排。昨天班上调整座位，他俩被调往最后一排的屋角。两人的个子本来就比别的同学倭半个头，在后排被前面的高个子挡住，上课时根本看不到黑板。李同事的儿子说：教师节那天（九月十日）全班所有同学家长都给班主任送了礼，就我俩没送，所以班主任调整座位搞打击报复。
我一听这事就怒火中烧，这样的老师根本就不具备教书育人的资格，怎配当班主任，学生在他手下会教出啥德性！别说送礼休想，我还和他没完呢！李同事看见我发怒的神态，居然一脸的不以为然。
“你真是从真空中冒出来的，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现在的老师都这样，这算什么？行为比李老师恶劣的还大有人在。占绝大多数的学生家长都对老师心存怨恨，可都敢怒不敢言，怕老师存心给孩子小鞋穿，影响孩子升学。就算这次讲理时道理站在你的一边，可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学还不如不上也罢，要去你去送，给这样的老师送礼连门都没有，不但不送，我还要去找李某算帐！”
李同事只好连夜拎着两条“玉溪”和两瓶“剑南春”上李老师家了。
第二天上午，我气咻咻地来到李老师的办公室，“请教”他因何把我的儿子调往最后排的座位。李老师的原因有二：
一、我儿子上课不好好听讲，爱讲话，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全班同学都对他有意见，强烈建议把他调往后排。
二、我儿子不尊敬老师，有一次上数学课时，我儿子居然回过头来和后面的同学讲话，被数学老师发现了，主课老师很不满意。
我的回答如下：
一、如果是全班同学认为我儿子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学习，一致要求把他调往后排，我没说的；但是否如此不能听你一面之辞。下一节是你的课，我们可以去班上搞一次民意测评，你先讲五分钟，我后讲五分钟，然后让同学们无记名投票。如果真如你所说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认错并赔礼道歉，如果不是你也应该有个说法。
二、就算我儿子有一次违犯了班上的纪律，但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只有他一人，如果不是为何只把我的儿子调往后排，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如果你回答是我们可以把上面的测评再来一次。
三、我儿子是班上年纪最小个子最倭的学生，理当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退一步也应该坐在前三排。如果上面的理由都不成立，我到要请教因何把我儿子调往最后一排的屋角。
听了我的话，李老师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自操教棍以来还是第一次碰上这等不晓事又认死理的学生家长。结果读书人竟然率先恼羞成怒起来。
“我干吗要你在我们班对学生讲话！我干吗要搞民意测评？我是班主任，想怎样决定就怎样决定！我连排座位的权力都没有，我还当啥班主任！你说有别的原因，那你说别的原因是什么？”
“我是来和你讲道理的，你这话就有点不讲理了，是你先说调换座位是学生的集体意见，我才有民意测评一说。致于别的原因，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不用我把话在这里挑明。”
“总之座位我是调定了，不服你去上告！”
“话既然说到这一步，我也把我的观点挑明了，我既然敢来找你，就不会怕你以势压人，这事我是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这就去找学校的领导，如果他们不肯出面我就找媒体讨说法；如果媒体不理睬，我还可以找教育局。我相信天下这么大，总有我说理的地方，就算真个没有我说理的地方，我还有最后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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