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因为科举制度而走向兴盛。科举制度是专门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对象是全体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知识分子都应该是社会精英，当这个“精英集团”的最高目标是如何考官和如何当官时，“官本位”文化就主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科举制度起源于随王朝，定制于唐王朝，到宋王朝时才成为一种倍受尊重的制度。因此“官本位”文化在宋王朝时才由兴盛走向成熟。这个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靠武人策动的兵变当上皇帝的，为了防止又一次“陈桥式兵变”，赵匡胤大量任用文官，来限止武将的权力，同时扩大官吏数目，利用官吏的互相牵掣来防止某个将官集聚到可以威胁帝王的巨大权力。结果官吏的数量成倍膨胀。
“官本位”文化在明王朝时走向了极端。明王朝以前，社会价值除了以官来定位外，才能也能部分决定社会价值。一个人的音乐、绘画、书法才能，尤其是文学才能如果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即使他没有当官，依旧能够得到社会的部分尊重和认同，有些拒绝当官的隐士甚至于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这种例外到了明王朝时就永远成为历史，开国皇帝朱元璋竟然野蛮且愚蠢到不准人当“隐士”，否则就要杀头！社会的各个细胞自此被“官僚主义”普遍并彻底地浸润。
“官本位”文化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应该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或许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官本位”文化流恶难尽；或许是现代化革命不够彻底的原因，“官本位”的阴魂在现代中国无处不在，在近期还有泛滥成灾的趋势。
下面是“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
一、倒胃的称呼
“官本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体现在对人的称呼上。在美国，除了亲属专有称呼外，对人的称呼很简单，通常情况下只有表示性别标志的“先生”和“女士”两个。具备特殊技能的人也许有另外的尊称，如“教授”和“医生”，但用官职来称呼人的极为少见。如果你在大街上碰见布什总统，你不喊他“布什先生”而喊“布什总统”，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会感受到揶揄。中国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官职的称呼被认为是最最礼貌也是被称呼者感受最好最好的。你在大街上撞见一位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如某某乡党委书记，你不喊他为“某书记”而直呼其名，如果你不属他管辖就是极大的不礼貌，如果属他管辖你就得倒大霉！更难以理解的还是下一种现象：两个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工作，平时姓名相称惯了，如果其中的一个突然当了官，另一位马上得改口称他为“某某官”，否则对方不但不会把你当同学给予额外的照顾，相反会处处给你小鞋穿，直到把你整得改口为止。在这方面我是有切身教训的：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调到另一个部门当局长，因为不属我的直管上司，就不存在给他的下属以不好先例的困惑，因此自作聪明地认为若改称他为“某局长”会有讽刺的嫌疑，于是见面时继续直呼其名。他老兄当然没有生气，只是莫名其妙地生了隔阂，尽量回避和我见面，昔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蜜友，现在一年也难得聚上一次。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行政职位，不能用官位来称呼，中国人一般也不直呼其名，多半是根据其职业选择一个与官有些许联系的称谓。如某某从事统计工作，就可称呼为“某会计”，会计虽不是官位，但中国的“会计”是一个权力很大与西方会计有天壤之别的职位（是假帐和虚高数字的知情人），是没有名位的“官”，称呼为“某会计”就是对其特殊身份的认同，比直呼其名感觉要好得多。
最让人倒胃口的还是“常委”称谓的兴起。近几年因为官职数目膨胀，有些官有特权的级别但没有明确的职位，如某某县列居“常委”且有头衔的副县级干部限定为X个副县长、副书记和各部部长，可副县级"常委"的实际数目却高于X个，于是没有县长、书记、部长头衔的"常委"的称谓就成了问题。直呼其名肯定不行，称呼为县长、书记、部长又名不符实，有"揶揄"的嫌疑。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用"常委"来称呼这些"官"，尽管这个称呼很不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听起来很别扭。"常委"的数目是有限定的，有时个别资历较浅的副县长没有进入"常委"，如果后来进入了，人们对他的称呼就由"某县长"变为"某常委"，以体现他升了官，这种现象由其令人困惑。
有些貌似尊贵的称呼听起来着实令人肉麻，令人不解的是部分听者居然把肉麻当有趣。
对官位称呼的偏爱在中国有悠远的历史，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要数王羲之和杜甫的称谓。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界的泰山北斗，时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就试图在他的名字上罩上一层光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他的名号和“官”联系起来，并且终于考证出王羲之作过“右军”官职，于是就把王羲之尊称为“王右军”。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尊称”，而是近乎侮辱性的贬称，因为大书法家的尊荣和当时的皇帝应该不相上下，可“右军”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官。王羲之听后应该吹胡子瞪眼睛，可他没有，似乎很满意这一称谓；另一个例子是诗坛的泰山北斗杜甫，他的名号比王羲之还惨。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圣”，人们出于良好的动机竟然称呼他为“杜工部”，因为杜甫作的最大官职是“检校工部员外郎”，级别是副部长的编外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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