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哭泣_余杰【完结】(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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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长文化”的病态蔓延

  在所有的拍马屁称呼中,最令听者感到惬意就是被人称为“某某长”了。中国的“长”五花八门,大到首长部长小到村长组长,数得上名号的不下一百来个,并且还有加速度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称谓都企图和“长”联系起来。厕所管理员成了“所长”,一幢平民住宅楼新设了一位“楼栋长”……

  掌方向盘的人一直被人称呼为“师傅”。“师傅”是一种尊称,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只有拥有专门技能的人才配享有这一称谓。当然我们在问路时也会称对方为“师傅”,无非是着意抬高他的身份,拍拍他的马屁,让他听上去受用,心情一好就会给我们指点正确的方向。一旦被尊称为“师傅”,就是对你能力的认同,可见称“司机”为“师傅”应该不会令听者不舒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事实也确然如此。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司机对“师傅”的称谓越来越不顺耳,因为“师傅”和“官”扯不上任何关系,在中国所有和“官”攀不上亲的称谓是谈不尊贵的。小车司机的不满尤为强烈,他们虽然是司机,可因为和“官”接触得多,更多地知晓“官”腐败内情的缘故,被“官”另眼相看,地位较先前有了飞跃式的提升。称呼必须和地位相适应,地位变了,称呼也得跟着变,“师傅”已不能表达小车司机的尊贵,有技能没权在中国是不上眼的。和这一变化相适应,一个全新的称谓在“官场”悄然兴起,这个称谓就是“司长”!

  当“师傅”被改为“司长”时,中国的“长文化”已成病态蔓延的趋势,近乎泛滥成灾了。

  三、无处不在的级别

  “官本位”和“级别”是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封建王朝的“官”被分为九个“级别”,通称为“九品”(详情可参阅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七品县官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今天的“官”级别分得更细,大概有二十五个左右的级别。县官大致相当于九级,够不上七级。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行政工作并有机会当政务官的,也不是每个有特权的位子都是行政职位。那些行政职位和政务官之外的特权空间,若要得到社会的认同最好也要和“官”连在一起。当然不能简单的称之为“某某官”,这样会使真正的“官”感到权利受到侵犯,他们可是得罪不得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用“级别”在特权空间和“官”搭上一道红线,把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如某某县一家规模最大承担主要税收的民营企业的经理,县政府就明确地规定其级别为“正科级”或“副县级”,这些经理对“副县级”多半是很感冒且很重视的,因为“副县级”比“经理”享有更多的特权,自然要尊贵得多。

  先前的“级别”联系多半是“软性”的,除了在技术职称和官吏级别之间有硬性规定的联系外(中级职称相当于正科级,高级职称相当于正县级),很多级别联系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领域,政府并没有明文界定。到了九十年代,“级别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很多先前存在于人们模糊意识中的“级别联系”得到了政府文件的认可,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连与“级别”风马牛不相及的宗教寺庙也挂上了“级别”的“彩带。

  有一次去当地最有名气的一家道观看风景,兴之所致花上十元钱请道长算了一卦。道长说我命中福禄双全,将来要作大官。我说道长算的卦不准,因为我直到今天仍没有发迹的任何迹象,且我天性直率最不适合的就是当官。道长见我怀疑他的“刀笔利口”,竟然激动起来,说他是“副县级”道长,怎会算不准褂,并拿出县政府颁发的红头文件在我眼前炫耀式地晃悠。

  给宗教场所规定“级别”的作法显然是不适当的,因为宗教的内赅是“众生平等”,而官吏级别恰恰是要制造众生的不平等,宗教场所也忌讳任何形式的红头文件。

  四、接待的等级礼义

  八十年代某地为了对外招商引资,派若干行政官员出国考察一个有意来中国投资的大型企业。令中方官员大为不满的是:如此重大的投资合作项目,对方竟然让几个熟悉该项目的专业人士接待陪同,并全权负责合资项目的谈判。企业总经理自始至终未露面,当地行政官员连影子也见不到一个。代表团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谈判级别相差如此大的悬殊,不了解外国国情的官员自然感到受了侮辱,至少是不受重视。其实代表团误解了对方,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员只是人民的真正“公仆”,没有任何特权,身价比专业人士要低得多,让专业人士接待中国人正是重视代表团的表现。好在那时官员的责任心还比较强,国家利益战胜了个人情感,没有一气之下和对方决裂,硬着头皮把谈判坚持到底。合作意向初步敲定后,参加谈判的专业人士和代表团一道来中国回访,中方派出最显赫的人物来隆重地欢迎外国专家,当地党政首脑全出席了接待仪式,豪华宴会和高级宾馆让外国人着实享受了一回(中国代表团在外国吃住全是自己买单,对方招待的一餐也是可怜的四菜一汤)。正式谈判时选定和外方合资的企业总裁竟然坐在末席,其余的出席者全是比他级别高得多的“官”。中方之所以不计前嫌,一方面是为了使来之不易的合资项目谈判成功;另一方面是为了间接的教导外国人“礼义”,同时展示“礼义之帮”的丰厚底蕴。此举的最后结果是弄巧成拙,外国专业人士竟然不知好歹,回去后向企业总裁作了负面报告,使已初步认定的投资项目功亏一篑。外方反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出席谈判的中国人全是外行,没一个懂技术的,和外行合作等于是拿钱打水漂;二是中方的接待过于铺张,看上去挥金如土,不具备创业者勤俭自律的基本品格,因此也不是理想的合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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