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微妙的接待礼义在以后还有所发展，今天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上级去某地检查或随访，无论对方的招待如何慷慨，可对方的一把手若不出面陪同就被看成是最大的不礼貌。在中国，“官”的价值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有时再多的钱也抵不上和某个大官合个影。
五、“知名度”背后的官影
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学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统是谁，就更不用说“州长”等次一级的政务官了；可当地古往今来作出过特别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的名字，学生却能如数家珍。由此可见，美国的知名人士不是政务官，而是对科学和艺术有特殊贡献的人。
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一天一位记者去一所乡镇初级中学采风，问了十个学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知道屈原吗？有九个学生回答说不知道；一个学生的回答是：屈原是解放前的人。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是谁？十个学生全给出了正确地答案。
每逢周末，我习惯一人去乡下远足，在田畔村头随便扯上一个老农闲聊。传统农民对自己的村庄总是很钟爱的，总喜欢夸耀自己村庄的“名气”，并列举出一串从他们村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加以佐证，这些人物在八十年代多半是大学生，九十年代主要是“官”，到了新世纪差不多全是“官”，说明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并没有淡化的迹象。农民是中国负担最重，待遇最不公正的阶层，对“官”的反感比任何阶层都要强烈；可他们仍希望自己的村庄多走出几个“官”，并把这些官用于装点村庄的门面，可见“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
总之，中国的“知名度”是靠“官”来支撑的。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贡献，哪怕是个白痴，但只要作了“官”就有知名度，官大的知名度越大；一个人贡献再大，但只要没作官就难得有知名度，只有极少数例外（“明星”和金牌运动员）。这种现象在今天尤为突出。
六、等级式厚葬和墓志铭
中国人的墓葬在规模上有很大的悬殊，规模的大小与“官”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秦始皇兵马俑”举世闻名，号称“世界八大奇观”，但秦始皇兵马俑只是“始皇陵”的一小部分，整个始皇陵的规模在已知世界上一定是空前绝后的，工程的浩大将使“世界第一大奇观”“埃及金字塔”大为逊色。好在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以及他们的后辈在这个星球上永远地消失了，埃及的新主人（从中东迁入的阿拉陌人）并没有继承古埃及人“厚葬”的陋习；可秦始皇的后辈则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把“等级式厚葬”的“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发扬光大。
等级式厚葬的古风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毛泽东时代一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时的官是不允许占据大面积墓地的，且不允许在墓碑和棺木上花大钱，不论多大的官一律火葬，一律用价格不高的普通骨灰盒，官的大小只在追悼会的规模上体现出来。遗憾的是：老人家创制的这一善政后来被不同程度地“改革”了，各级官吏开始占据远远超出棺木面积的墓地，并在墓碑上大把大把地花钱，花上十万百万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官大的墓碑一定大，不但大而且装饰华丽。火葬虽仍严格地执行，但骨灰盒的档次开始体现官吏的等级，平民的骨灰盒一般只花几十元，官的骨灰盒则要花大钱，从几千元一万元到几十万元。有些官光有昂贵骨灰盒还不够，还要在外面套上一个价格更高的稀有棺木……
我真不明白把骨灰盛在昂贵的骨灰盒里有何益处，因为昂贵的骨灰盒多半是玉石做的，玉石的特征是坚硬致密。中国有相当多的官很迷信，相信并希望死后灵魂能够飞升。灵魂飞升的难易与骨灰盒的价格绝对成反比，普通的木质骨灰盒最利于灵魂的飞升，坚硬致密的玉石骨灰盒最不利于灵魂的飞升，若在外面套上一层棺木飞升就更难？！
在西方文明的国度，人死后都葬在教堂里，每个上帝的子民都占据同样大小的墓地和一样大小质料的墓碑，小到乞丐大到总统，墓葬的规模都是一样的。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还体现在墓志铭上，每个官的墓碑上刻写的都是他（她）曾经当过的官职，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荣耀和成就，至于对人类文明进步真正有价值的贡献则只字不提。如果一个大官写过一本很有份量的畅销书，他的后辈绝不会作为最主要的成就刻在墓志铭上。
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三、四任总统杰斐逊的墓志铭上只写有三行字：
“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杰斐逊当过的所有大官，从国务卿到总统则只字未提，因为他和他的后辈都认为上面的三件事恩泽后世，其正面影响可以延续几个世纪，是杰斐逊最最值得纪念的成就。官职的影响则人走茶凉。一度征服了整个欧洲的军神拿破仑在他政治生涯的顶盛时期，曾志得意满地列出了自己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排在第一也是拿破仑最最自豪的成果竟然是主持编篡《拿破仑法典》，而不是令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的伟大胜利。《拿破仑法典》的影响是久远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是法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战役的胜利则是暂时的，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很难说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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