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一个权力人物是政客还是政治家，有时会碰到一种特殊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政治家为了取得权力，有时也会象政客一样不怿手段，这时的政治家和政客表面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内在的实质是有区别的。首先政治家这样做是身不由己，情势使然，不这样做不但损害个人也损害到人类的正义事业，行为有着很大的被动性，是纯防御性的，不象政客那样主动且有攻击性；其次是政治家成为权力人物后，不再重复当初那些权宜之计，政治行为向光明磊落的方向发展。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李世民大帝，是他发动了"玄武楼门变"，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扫清了自己通向皇位的障碍，其所作所为和历史上最卑鄙的政客没什么两样。但李世民仍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弑兄杀弟的在当时的确有不得已的原因，不先发致人就会被杀，不仅如此，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的才能胸怀和他相差太远，中国若落到他们手中前景不堪设想。李世民称帝后，没有象秦二世胡亥和随炀帝杨广那样继续屠杀皇族血亲，相反和其他的皇亲兄弟相处得极为和睦。他励精图治，严于律己，把唐帝国建设成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理性的国家，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盛世"，成为自古至今最英明最杰出的帝王。另一种情况是国家政治普遍地不修明，政治家只有用政客的手段才能取得权力，但不是最高权
力。这时区分政客和政治家就要看他在自己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是否在不触怒上级权力机构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使自己的辖下的政治尽可能修明，而不是滥用权力贪污享乐或一门心思继续向上爬。如张之洞靠当时流行的谄媚和请托取得高位，但在湖广总督任上，全身心致力于中国的自强事业，把湖北治理成仅次于上海的洋务明珠和重工业基地，并使湖北免于八国联军的浩劫。辛亥革命在湖北首先发难并取得胜利，是和张之洞当初的努力分不开的。至于那些不惜触怒皇权拿身家性命做代价来改革蔽政实现社会理想的志士仁人，无疑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了。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政治家都是国家元首或高官显宦，政客则是低一点的官。其实，政客与政治家和官的大小没有必然关系，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实质是一个大政客；海瑞不过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但却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有的人既使现阶段是布衣之身，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大政治家，只是时世没有给他机会而已。
并不是所有官场人物都可以区分为政客和政治家的，介于政客和政治家之间的是普通政务官，占从政人物的绝大多数。他们既没有政治家的超凡能力和德操胸襟，也不象政客那样阴险自私，唯利是图，而是国家必不可少的从事具体事物的官员。如果把政坛比作为一个交响乐团的话，政治家就是音乐指挥，政务官则是若干钢琴师、小提琴手等演奏者，政客则是那些滥竽充数的人物。在政治清明的治世，政务官和政治家比较接近；在纲常败坏的末世，政务官看上去更象政客，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时世使然，不向低水准看齐就会倒楣丢官。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体制是产生政客的极好温床，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政客只是局部现象，还未形成普遍性的社会势力，若干有能力的帝王和治世能臣又及时抵消了政客造成的负面影响，政客虽然为患一时社会还在向前发展。到了宋代以后，封建专制政体开始走下坡路，政客逐渐形成燎燃之势，历史前进的车轮被政客有效地阻止住了，社会的发展停滞了；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封建政制内部最后的一点活力窒熄了，朝野上下成了政客的天下，社会开始大踏步地后退，把中国这个世界上一流的超级强国推向二流末国，可见政客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是何等的巨大。下面把上述的几个政客造成的社会危害简单列举一下：
易牙：齐桓公饿死在他的手上，死后十五天才被人发现，这时尸体苍蝇云集，腐烂生蛆，蛆的数目多到爬出围墙之外。桓公死后齐国大乱，永远地丧失了霸主的资格。
赵高：强大的秦帝国在他手中，不到三年就土崩瓦解，赢姓皇族被屠灭种。
蔡京：宋徽宗赵佶在他的引导下尽情尽性地"玩"，结果把宋帝国玩垮了，中国的半壁河山沦陷蛮族之手，几千万国民成为亡国奴。赵姓全体皇族三千余人，包括附马和宦官，被一队牛车载向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任不识字的野蛮人奴役。
袁世凯：葬送了可使中国赶超日本的"戍戌维新"，阉割了中华民国，中国陷入军阀混战达几十年之久，还险些沦为日本的亡国奴。
本文是以大政客严嵩开头的，现在以两百三十年后的另一个大政客和珅来收尾，进一步说明政客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和珅是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被自以为聪明绝顶的乾隆皇帝弘历擢升为宰相和首都治安总司令。他和十六世纪明政府的宰相严嵩先后辉映，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命不凡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上台不久，就建立起全国性的贪污系统，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排除，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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