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的中饱和司法上的冤狱。和珅象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一七九九年和王申倒台时，查抄他的家产折算白银九亿两，相当于清帝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家人贪污的数目和他挥霍掉的款项，那就接近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当权刚好只有二十年，说起来简止让人难以置信。十六世纪的贪官严嵩，只贪了二百万两，只相当于和珅的五十分之一，可以说明政客现象在中国愈演愈烈的趋势。
综上所述，政客现象的危害是不言自明的，政客现象和国家强大不能并存，每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应对政客现象有高度的警悟，都应和政客现象作坚决的斗争。要彻底消灭政客现象，只有从根子上铲除政客耐以孳生的社会土壤，建立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使政客没有立足之地。单靠防范和惩罚，只能使政客隐形于一时，一有机会就会再跳出来危害人类文明。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呼唤更多的政治家，政客最好一个也没有！！！
2、论诛杀功臣
提到诛杀功臣，人们自然会想到汉朝的开国皇帝刘帮，他的江山有一大半是韩信打下来的，可以说没有韩信就没有西汉王朝，刘帮也更不可能当皇帝。刘帮当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弱韩信的势力，把当时还是"齐王"的韩信徒封为"楚王"，使其远离自己的发迹之地，然后又有人适时告发韩信"谋反"，刘帮又再将他再贬为"淮阴侯"，不出几个月他的妻子吕雉又以谋反之名将韩信诱至长乐宫砍头。刘帮于纪元前二Ｏ二年得天下，韩信于纪元前二Ｏ一年身首异处，这对共过患难的君臣在天下大定之后只相处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难怪韩信在临刑之前发出了"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浩叹了。刘帮于处决韩信之后的六年间，又相继把打天下时立过大功的燕王藏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消藉砍头，稍后分封的燕王卢绾被废为平民，连他的女婿赵王张敖的封国也被取消；韩王信则很幸运地逃往匈奴，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王就只剩下偏居一隅兵微将寡对汉帝国构不成实质性威胁的衡山王吴芮了。刘帮诛杀功臣的恶名也因此载入史册。
刘帮诛杀功臣的名声最为响亮，但他并非做得最绝的人物；和历史上的另外两个帝王勾践和朱元璋相比，刘帮的行为简止仁慈得象传说中的"观世音菩萨"。刘帮所诛杀的六个异姓王，虽然在打江山时立了大功，但他们的封国跨州连郡，各自拥有强大的军力和财力，对汉王朝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就算他们念在和刘帮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的情份上不举兵反叛，他们的后裔能否还会顾念这种情份就是一个未知数了，一旦实力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向主子问鼎发难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六个异姓王都是用兵于神的英雄豪杰，年龄也比刘帮小得多，若要反叛朝庭自然难于应付，刘帮抵抗得了并不表明他的后代能够抵抗。因此那些强大的封国一朝不灭，汉帝国就一朝不能安枕。刘帮自己就是因反叛项羽才当上皇帝的，因此对封国的忠诚持怀疑态度，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事先消除隐患，把封国消灭或使其力量消弱到不能累积叛变资本的程度。韩信在当楚王时曾收留了刘帮的天敌项羽的大将钟离昧，招降纳叛连友帮都是一件忌讳的事，就更不用说怀有震主之威的臣子了，因此刘帮对韩信的疑虑并非毫于根据。梁王彭越是因没履行封国出兵助主的义务才招致杀身之祸的；淮南王英布则是率先举兵发难，刘帮连回避的余地都没有，因此刘帮诛杀功臣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是为了帝国的千秋大计，并非单纯是猜忌心太重或心胸狭隘之故，象和韩信并称"汉初三杰"的张良和萧何，刘帮不但没杀他们还礼敬有加，其他的功臣也都委以重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勾践和朱元璋是怎样对待那些开国元勋的：
勾践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忍辱负重的君王，也是最著名的忘恩负义的君王。纪元前四九四年，吴王国大举进攻越王国，越王国不能抵抗，为了保全国家，国王勾践被迫给吴王夫差当奴隶，三年后依靠一号智囊范蠡的智慧才得以返国。勾践回国后，在范蠡和另一位智囊文仲的辅佐下励精图治，秘密重整军备，十年生计，十年教训，于纪元前四七三年打败了比越王国强大十倍的吴王国，报了二十年前的血海深仇。吴王国覆亡的明天，看透了姒勾践本性的范蠡即行逃走，临逃走时写了一封信给越王国的宰相文仲，信上说："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仲看完信后大大地不以为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但已经迟了。勾践亲自送一把剑（吴王国宰相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给文仲，质问他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会谁？"文仲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假设范蠡没有先见之明，结局一定不会比文仲更好。当时的越王国刚刚逃离草昧时代，人才极端馈乏，象样的就只有文仲和范蠡两人。勾践虽然只杀了一人，越王国的政治家已被剪除罄尽，性质比刘帮要恶劣得多，造成的危害也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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